由安克斯密特的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冷战”，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所习用的术语，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历史解释，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提到“冷战”，毫无疑问，人们大都会想起诸如这样一些事实：丘吉尔关于东西方之间那一道“铁幕”的著名演说、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北约和华约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等等。人们也常常在指陈一个大范围的事实的意义上使用“冷战”一词，比如说，“冷战时期，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但毕竟没有发生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全局性的对抗。”然而，如果我们下这样的论断——“将卢梭解说为某种极权主义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的思想家，是一种冷战论调”——时，“冷战”一词似乎就具有了更多的解释性的意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对抗，促使很多人形成了非黑即白、非友即敌这样的“冷战思维”。诸如“冷战”等这样一些安克斯密特所谓的“叙事实体”，其中包含了诸多事实，然而，对于事实的不同选择，对于事实之间关联及其意义的不同构想，却可能使同一个“叙事实体”在不同史家那里具有非常不一样的内涵。在安克斯密特而言，叙事实体这样的特性，似乎就足以表明，它不像作为其基本成分的陈述那样指涉过去、要与过去相符合，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某个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提议(proposal)”(20)。既然如此，对于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的叙事实体或历史解释之间的冲突，就无法以是否与过去相吻合而得到裁决，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关涉到过去。既然“历史解释将一种结构投射(projects)到过去之上，而非去发现(discover)它，仿佛这一结构就存在于过去本身之中一样”，那么，“在叙事性语言中，语言和实在之间的关联就彻头彻尾地‘被动摇了’”(21)。
    在安克斯密特这里，叙事实体（或“历史表现”）必定包含着若干事实，但它更是历史学家观照过去的一种视角，它虽然要受到史料的制约，并非任意武断，却与过去实在并无直接关联。“我们对于过去的言说被一层厚厚的壳所覆盖，这层壳关系到的不是过去本身，而是历史解释以及就相互竞争的历史解释而进行的争议。叙事性语言并不透明，不像是一个玻璃镇纸，我们可以透过它而毫无阻碍地看到过去本身。”(22)过往的文本提出了对于某一主题的历史解释，新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所要做的，就是在以往的文本上添加新的文本。历史学的历史就是新文本不断覆盖在旧文本之上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说，照这样的思路，史学史就成了历史解释层累地叠加的历史，而历史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历史解释的仆役。安克斯密特是这样的思路，凯尔纳也是由这样的思路，进而提出：
    有关历史、史料和语言，有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方面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历史的实质建立在构成为其史料的材料之上，并且，我们对于过去的见解中任何重要的变化，都将是因为发现新的事实而在研究中取得进展的结果。这种取向将研究程式视作基础，而将人们写作出来的历史文本视作上层建筑。另一种立场则大相径庭。在它看来，在其根基处总是语言性的思想的运作乃是基础性的，而事实乃是上层建筑的材料，用来创造出对于此种结构性见识的某种表达。如果我们认定，修辞的、或者更一般而论思想的和语言的成规是首要的，并且因此它们乃是历史工作的实际源泉，就会出现大不一样的画面。这样的解读表明，历史不是“关于”过去本身，而勿宁是关于我们从自己身边发现的零散而毫无意义的碎片中创造出意义来的方式。(23)
    凯尔纳虽然没有否定曾经有过过去的存在，没有否认过去有许多碎片遗存在我们身边，但是，历史已经无关“过去本身”，事实是意义结构运用的材料，而非决定意义结构的基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问题上，与传统史学产生根本歧异之处，就在于将解释凌驾于事实之上了。
    一方面，事实蕴涵着解释，事实与解释难以截然分离，甚至于在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等人的思路那里，解释支配着事实。另一方面，事实与解释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照安克斯密特的立场，“叙事性解释没有存在论上的蕴涵”，“比如说，工业革命并非历史实在中一个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直到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写作《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都没有人注意和发现，而是为着理解过去而提出的一个解释工具。”但安克斯密特又指出，“倘若一个叙事性解释在一段长时期内都没有遭到质疑，被所有人接受，并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它就转变为一个（一类）事物的概念。一个叙事之物就变成为一个实在之物。”(24)这倒的确是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而此前人们没有能够充分赋予理论意义的现象。这里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彰明较著的例证。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可说是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例证。内藤最早在20世纪初年提出这一假说，历经他本人及其后世学者的阐扬、质疑和辩难，“可以说，在今天，唐宋变革说已被视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综合判断而为学界所接受。”(25)也就是说，唐宋变革论在提出一种历史解释的同时，也日渐成其为学者心目中的一桩“事实”。
    在重建论看来，事实的积累自会呈现出意义和模式，历史解释出自历史事实；在建构论看来，事实并非解释所要围绕的“硬核”，事实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工作程序，本身就包含了解释的因素，而解释的结构符合于事实的结构，乃是解释成功的标准；在解构论看来，事实没有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实在性，解释主导和支配着事实，但解释和事实之间在没有截然分界线的同时，却又可以相互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