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早期民族考古活动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但它们成为独立的学科都是在19世纪上半叶。而我国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形成，是本世纪“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两门学科形成后，在平行发展中出现了交叉，在接触点上产生相互作用。而这两门学科中的相互作用，我们称之为“民族考古”。早期民族学活动可以分为两类：
    1.考古学印证民族学的问题
    在我国追溯早期人文科学的学术史，往往会提到王国维先生。王国维（1877～1927年）是我国近代大学者，开创了许多学科的学术潮流。王国维先生是最早开考古证民族史之先河。如他在《匈奴相邦印跋》一文中，从匈奴相邦玉印考证“其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古玺，当是战国讫秦汉之物”，又谓“此印年代较古，又为匈奴自造，文字并同先秦”，这些结论为后来考古发掘所证明（注：林斡：《王国维对匈奴史的研究》，余大钧：《论王国维对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这种以“考古证民族史”的方法多为后来历史考据学家仿效，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古代民族的形成来源上。如对北方民族史的考证（注：孟世杰：《戎狄蛮夷考》，《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胡君泊：《匈奴源流考》，《西北研究》1933年第8期；董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学艺》1942年第2期；郑师许：《匈奴先世鬼方猃狁与殷周之交涉》，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年第1期。），东南沿海民族的探索（注：卫聚贤等人成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1936年）并主编《吴越文化论丛》（商务印书馆），关于东南吴越民族的研究文章多裁于此丛书，如卫聚贤的《吴越释名》、《吴越民族》、《太伯之封在西关》、《中国古文化由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陆树栅的《吴越民族文身谈》等。），楚民族的来源（注：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史学论丛》第1册，北京大学潜社出版1933年；蒙文通：《古代民族移徙考》，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1937年；罗香林：《古代越族考》，《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第2期。）等等。其代表人物有孟世杰、方壮猷、胡厚宣、徐炳旭、卫聚贤、蒙文通、杨向奎、罗香林等等。其文字多见于《古史辩》论集、《禹贡》半月刊等刊物中。
    2.民族学印证考古学问题
    最早提出这种方法和研究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在《美术的起源》（1920年）一文指出：“考求人类最早的美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古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古物学的材料。二是现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人类学的材料。”这里所说的“古物学”，即指考古学，“人类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族学”。在文章中，他鉴于古代文物是“静的，且往往有脱节处”，因此不得不借助于民族学材料来加以说明。认为“考求美术”的原始，要用现代未开化民族作主要研究材料。
    蔡元培先生还开创了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人种、民族和文化，说要利用体质人类学研究民族的体质特征，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民族文化的差异（注：蔡元培：《美术的起源》，《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胡起望：《蔡元培和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一集。）。
    林惠祥先生是一位人类学家，是我国最早注意到运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遗物的学者之一。在1929年调查台湾少数民族时，除了收集高山族各类民族学资料外，还注意收集考古学材料，并调查了园山贝丘遗址。运用民族学材料对“雷公斧”作出正确解释。同时据台湾普遍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中的石器、陶器、骨器、贝器，证明台湾番族与大陆之联系（注：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0年。）。
    早期民族考古学活动主要表现在几个专题上，试举几例。
    一是西南地区发现的悬棺葬（或称“岩葬”）的研究。本世纪20～40年代，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一种与中原不同的葬俗--悬棺葬。对于这种时代延续长而发现与中原以外的考古学遗物，研究者确认这是古代某民族的葬俗。但究竟是哪个民族的葬俗呢？于是一些学者从古代文献中寻找有关民族活动的记载，调查这种葬俗分布区域的现代民族的风俗（主要是葬俗）与悬棺葬的联系。用以证实其族属。葛维汉、郑德昆等认为是白人（注：葛维汉：《四川古代的白人坟》（1932年）秦学圣译等三篇文章。）。向达认为是苗族的葬制（注：向觉明（向达）：《中国崖葬制》，《星期评论》第二十七期，重庆，1940年。），而方欣安认为最早起于埃及和波斯，后传入中国西南（注：方欣安：《所谓蛮洞》，《星期评论》第15期，重庆，民国三十年。）。
    把考古学文化与地方民族史结合研究，首推卫聚贤及同人。1936年，卫聚贤与同人组成“吴越史地研究会”，结合当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如良渚文化，探索吴越民族的族源（注：孟世杰：《戎狄蛮夷考》，《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胡君泊：《匈奴源流考》，《西北研究》1933年第8期；董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学艺》1942年第2期；郑师许：《匈奴先世鬼方猃狁与殷周之交涉》，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年第1期。）。
    此外还有些学者把一些普遍发现的考古学遗物，与古代民族相联系，作为某一古代民族的文化特质，如罗香林先生考证铜鼓是越族的文化特质之一（注：罗香林：《古代越族考》，《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第2期。）。
    周口店，北京猿人发现地，是早期最重要的考古基地之一。在对北京猿人及旧石器文化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当地民族学材料。如在北京人遗址发现的头骨化石，许多头骨上都有人为砸击而成的裂纹，有人根据当地一些原始民族中存在的食人之风，认为北京猿人时代已经存在食人（注：吴汝康先生对北京人遗址进行分析后得出食人的结论。）。在发现山顶洞人的洞里，发现一批穿孔兽牙、穿孔的海蚶壳、穿孔的小石珠、穿孔小砾石、穿孔鱼骨和有刻沟的骨管等。以穿孔兽牙最多，大多制作精美，在上面还发现染成红色。在一些“落后部落”中，喜戴装饰品的风尚比“先进民族”要盛行得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永久性的如文身，安置耳、鼻、唇的穿塞饰物；再有一类是不固定的，如发饰、颈饰、腰饰和四肢饰等。因此山顶洞人的穿孔器类应该是装饰品（注：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天津科学出版社1984年。）。
    本世纪4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如夏鼐、曾昭燏、冯汉骥等人都提倡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学遗物。如夏鼐先生对寺洼文化的墓葬研究，“据此分析了寺洼文化的内涵，并提出将出土遗物和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以研究少数民族早期历史的方法”（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把历史唯物主义用于历史研究。对民族考古也有一定的影响，如蔡元培、郭沫若、翦伯赞、尹达等先生。
    郭沫若先生1929年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其自序中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古代”（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张寿祺文：认为恩格斯的《起源论》是当时所得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对古代社会的发展加以论证，包含了“民族考古”的成果。）。郭老在此书中综合了古籍、史经、传说以及当时能找到的考古学材料、少量民族学材料编写成中国古代史。这种治史之书在我国是第一部。
    尹达先生于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延安完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也提倡科学地综合研究，注意把民族资料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开展原始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注：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
    翦伯赞、范文澜先生在编史中也运用民族志材料结合出土实物论证南方系统的民族，补历史记载之不足。
    以上简述了我国早期的民族考古活动。从考古学和民族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在这两门学科的形成之始就已开始了交叉--民族考古活动。这一点也构成中国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一重要特色。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
    1、历代史籍为我们留下来丰富的民族志遗产。但这笔遗产是杂乱无序的，需要我们整理。所以考证民族史从很早就开始了，利用新发现的考古实物考证民族史是自然的。
    2、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研究人文科学都离不开“民族”，民族在研究历史和考古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3、近代考古学者与民族学者有着共同的渊源--大都受过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训练。很多都是民族学、考古学双修。正是由于这一共同渊源，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两门学科结合比较研究，因而成为民族考古的先驱者，许多后来成为民族考古学家（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