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民族考古到民族考古学
    民族考古不等同于民族考古学似无疑问。笔者认为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民族考古仅是民族学与考古学的交叉，而民族考古学则是两门学科的整合，从考古学中分裂出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作为一门学科，自然有自己的理论、方法、研究领域，或者说要有构成一门学科的主要因素。正如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所说的“民族志资料与考古学实物结合起来，就会创造一个结合的整体，从而形成了称之为民族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注：容观琼：《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中南民族学报》，1984年第3期。）。
    所谓民族考古学究其实质是把人类文化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加以相互结合。其理论基础是要通过类比分析的方法，从当代社会的观察与近代这种观察积累的材料中，寻求有助于我们解释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系统性知识，从而更好地复原没有文字记录或只有语言不详记录的以往人类历史的全貌（注：Patty Jo Watson:"The Idea of Ethnoarchaeology:Notes andComments".Ethnoarchaeology Edited By Carol Kramer.P277,ColumbiaUniversity Press,N.Y.1979.）。这种理论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就是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全世界各民族从古到今都经历过大致相同的进化阶段。根据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那些“社会活化石”（即现代民族志材料）可以与考古学实物类比复原古代历史。但要进行类比分析必须有研究基础：一是大量民族学调查和完整的记录，同时民族学家要注意记录和收集对于考古学家解释文化遗迹与遗物意义有价值的资料。二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以及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文化序列和分布。这样在正确的分析和解释了物质遗存背后表现出来的文化意义后，考古学家才可能致力于进一步研究史前时代人类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组织、家庭形态、整体的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结构）（注：Michael B.Schiffer"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Ethnoarchaeology",Explorations in Ethnoarchaeology Edited By R.A.Gould.University of NewMexico Press Albuquerque,1978,P299。）。有别于传统的考古学家、民族考古学家在探究古代文化的物质遗存同时，也观察与分析当代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居民的物质文化，并在类比分析的基础上，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力求全面地解释一个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与特定文化遗物的背景和意义。民族考古学研究的是具有联系的物质文化体系，通过把考古遗存与现代民族志（特别是考古学家亲自获取的民族志材料）、历史文献有机结合一起进行研究（注：Carol Karmer:Village Ethnoarchaeology:Rural Iran in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P4.Academic Press N.Y 1982。）。
    但要看到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是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民族考古可以说是民族考古学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是萌芽阶段。在民族考古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总结，相关学科的发展，研究队伍的壮大，势必发展成为民族考古学。
    条件成熟的时期终于到了。 1949年解放后，迎来了民族学和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学：史前遗址和青铜遗址在全国各地的发现、古代文化分区工作的开始、多学科合作对许多考古遗物、遗迹的解释。民族学：通过以民族识别为目的调查和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排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文化序列。中国民族考古的特色得以继承和发展。考古学、民族学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开展民族学材料与考古学实物资料的对比研究。新的基础、新的理论、新的研究者终于导致了民族考古学的产生。
    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有一个积累的过程。50年代以林惠祥先生为代表，他就我国东南地区和南洋及太平洋诸岛发现的有段石锛，运用现代台湾和太平洋诸岛的民族志资料，论证其发明、发展及用途，研究南洋民族与我国华南古民族的历史关系，也是他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资料的成果（注：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梁钊韬先生也运用考古学文化结合民族学和历史文献资料阐述有关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与古代吴越民族以至现代少数民族关系（注：梁钊韬：《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年代探讨》，《考古》1959年第9期。）。
    到60年代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增多了。如对云南晋宁石寨山文化的研究，首先运用考古学方法，认识到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的地方性文化。但对这一文化所反映的社会面貌和族属等问题的讨论，正是运用民族考古学方法才使之深入，获得今日之成果。冯汉骥先生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一文中，利用铜器上的人物图像来探索他们的族属关系，辨认出当时滇东北的民族聚落情况，“滇族”是这一文化的主人和创造者（注：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59年第9期。）。汪宁生先生则从另一文化特征（主要是发饰）作出类比分析，得出四类人与今天云南各族之间的因袭关系（注：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二是对半坡仰韶文化的研究，利用民族志材料对其葬俗、社会性质进行类比研究（注：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文物》1964年第4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考古》1964年第8期；李仰松：《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的远古人类的葬俗的一些启发》，《考古》1961年第7期；张忠培：《元君庙基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此稿写于1964年。）。
    民族考古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断一个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得到了迅速扩展。有关论文和专著出版增多。明确意识到民族考古学对复原古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尹达先生为《史前研究》创刊号撰文谈到，30年来民族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石兴邦同志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更具体，明确民族志资料是“社会活化石”、是古代社会的记实。它对现在氏族部落状况的研究，可以解开古代社会之谜，成为复原人类早期历史的依据（注：石兴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有关古代社会的考古研究工作》，陕西《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对推动民族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对综合类比研究，起着一定的作用。其具体研究以河姆渡文化最为典型，运用民族材料对比研究河姆渡的古代实物资料，解释和复原当时的经济生活。如对干栏的复原、纺织技术的复原、生产工具的复原和功用的解释等等。其专著可以宋兆麟等人著《中国原始社会史》为代表。
    梁钊韬、张寿祺著文《论民族考古学》在国内首次使用了这一学科之名，并对这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形成进行了论述。接着客观琼先生发表《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民族考古学介绍”》一文，对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历史进一步论述，特别是对国内的民族考古学活动进行了总结。随着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招收文化人类学专业“民族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并开设“民族考古学”的课程，民族考古学也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点研究方向。这些，标志着民族考古学的真正形成。1992年，容观琼和乔晓勤先生整理出版了《民族考古学初论》的专著，书中对这一分支学科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列出研究个案（注：容观琼、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成熟。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也多次呼吁进行民族考古学或“人类学的考古学”的研究。他在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题讲座中说：“考古学方法的设计和使用离不开民族学。一则是人与物之间有机联系关系的蓝图在民族学的情况中是可以详细画出来的，可以给只有‘物’或只有一部分物可用的考古学以参考。二则是民族学可以提供多种变异的很多蓝图，作为研究现在或与后世现象有所不同的古代现象的参考”（注：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他还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和“修重部头的民族学课”。
    俞伟超先生在介绍国外新的考古学思潮的同时，对中国考古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的《考古学新理论论纲》用“十论”概括了对考古学发展的反思，不仅概括了聚落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计量考古学和新考古学，同时还强调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将文化观、全息观、价值观融入考古研究。他强调考古学不仅要研究“物”还要研究“文”，“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一个极具普遍意义的概念，它进入一个学科，常常变成一种认识工具，使人们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客体有更好的把握。文化这一概念进入考古学，扩大了考古学文化的畛域，使研究者对考古文化作出整体性的思考，这正是科学进步的一种表现”（注：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