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移民、宗族。去年，上田信出版了《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岩波书店），运用植物 生态学、动物行动学等学科的知识，确立了以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学的新的方法 论。该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期待着专门的述评早日问世。此外，上田还撰有《围绕杂 木林的虎与人类》（《中国-社会与文化》14）。上田将焦点集中在应该如何阐明历史上的生 态系统变迁这个课题上，认为处于食物链顶点的老虎的出没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克里斯卿· 达 尼尔斯《清代贵州苗族的造林技术》（《日中文化研究》14），扼要地介绍了贵州省锦屏县发 现的大量的有关植树造林权利的契约文书，对清水江上游地区苗族的山林经营作了概述。达 尼尔斯目前正与武内房司等人进行共同研究，希望研究成果能早日问世。荒武达朗《清代乾 隆年间山东登州府与东北地区之间的人口移动与血缘组织》（《史学杂志》108-2），对人口 的移动往往是因为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少而触发的这个一般性的认识提出了疑义。作者以 山东和东北间的人口移动为例，考察了接受移民和派送移民双方的性质与变化。作者提出 的很多看法颇具启发性，他认为两地间的人口移动是在反复考虑了雇佣条件和收入状况以后 所 做出的战略性移动，因此两个地区间的人口移动不是单方面的人口流失，而具有劳务输出， 简单地说就是外出打工的性质；在来来往往的移动中，宗族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井上彻《 明朝的服制改定》（《东洋学报》81-1），对意在改定洪武元年规定的服制（明令）而于洪武七 年 公布的《孝慈录》进行了分析，认为公布《孝慈录》的目的不仅仅止于服制，而且还向社会 提出了家族关系的典范。作者还认为，到了清代，《孝慈录》中的观念已经渗透到民间。谷 口房男《广西土官的族谱与相关资料》（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51，1998年），对作者自己 在实地考察中获得的或过目的广西土官的族谱进行了整理介绍。在这些族谱中，诸姓普遍称 自己的祖先从山东青州府益都县迁来，这颇值得玩味。
        着眼于明末清初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这个“地域”的论考，有吴金成（甘利弘树、 李镕一译）的《入关初清朝权力的渗透与地域社会（下）》（《明代史研究》27）和甘利弘树的 《关于张惟天之乱》（《东方学》97）、《关于兵科史书中兵部尚书噶达洪等的题本》（《满 族史研究通信》8）。吴文通过人口流动、流寇土寇的活动以及清军的南下等多个方面，对闽 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绅士阶层与清朝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指出，一方面，绅士不 仅是通过儒学知识这个媒介获取的国家认可的特权身份，而且在生命、财产都随时面临着危 险的动乱时期，他们几乎毫无余地地把清朝看成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清政府取得这些既 有经济力量，又有军事力量，还有持久不衰的社会影响力的绅士们的协助和支持也是当 务之急。作者认为，两者的结合，使得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社会趋于安定。甘利的前一篇 文章 ，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朝档案，对明末的张惟天之乱进行了考察，力图从中看 出其抗租斗争和宗教动乱的性质。后一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科史书》中所收的《 嘎答奋题本》汉、满文部分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史书、题本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评价。另外， 甘利弘树还对山寇阎罗总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考察，见《关于清初的阎罗总》（《史峰》8）。
        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思想文化。这些领域的研究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但却都在开拓着 新的视野。浅井纪《中国近世民间宗教中的末世观与社会运动》（《历史学研究》724），以 明清时期的黄天道及罗教支派的经典《宝卷》为素材，论述了以弥勒下生信仰为核心形成的 末世观的特质及其变化。据浅井所论，民间宗教指导者们的宣教活动，一方面是利用了正统 佛教中的弥勒下生信仰，另一方面又各自对之进行了改造，把自己神化成弥勒的化身，以博 取信赖。因此，《宝卷》作为一种善书的色彩虽日渐浓厚，但仍然维持着弥勒下生信仰，而 善行最终只是逃过末劫回到无生老母家乡的手段而已。浅井对同一教派的宝卷按时代顺序进 行通读，追踪教义变化的这种研究方法，在1999年王见川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全1 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以后的今天，很有发展前途。只是，在今后的同类研究中希望能 够参考大部理惠1996年的论文，该文对宝卷作了详细的考察。滨岛敦俊、顾希佳《浙江省萧 山县小城隍庙调查报告》（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39），此文的前半部，滨岛整理介绍了“ 发现”萧山小城隍庙的经过以及与小城隍庙相关的一些问题。后半部是受滨岛委托从事该庙 实地调查的顾希佳报告的日文译本。滨岛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的 地方。期待着他们今后将资料搜集范围、研究对象发展到常熟、萧山两地区以外的小城隍庙 中。齐藤帧《论王夫之的历史观》（山口大学《亚洲历史与文化》3），对王夫之的代表作《 宋论》中的宋代新法改革论作了探讨，对以往研究中只强调王夫之历史观中进步的、发展的 一面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指出，在王夫之的历史观中，悲观论的色彩非常明显。齐藤的这些 观点是崭新的而且富有启发意义。山根幸夫《郭子章及其著作》（《明代史研究》27），对万 历年间因镇压杨应龙等苗民起义立功、晋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郭子章的生涯及 其 著作作了介绍。川原秀城《“颁正朔”》（载佐藤次高、福井宪产编《时间的地域史》，《 地域的世界史》6），从思想文化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皇帝对“时间”的管理，即历法时辰 的颁布施行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国天文学中的国家（帝王）学的性格--王朝授时学与国家占 星 术--是企求中央集权式的封建制度、经济=天学这一思想性的框架结构所造成的。对 历代皇帝而言，支配“时间”是如何的重要，川原在文章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东亚海域世界。荷见守义《李朝的交邻政策及其演变》（中央大学《人文研究所纪要》34） ，通过李氏朝鲜苦心积虑地收集情报、商讨对策这一动向，对土木之变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 动作了多角度的探讨。通过这个重大事件，弄清了李朝与明朝的册封关系以及与女真、倭人 等的交邻政策，并推定这些政策与明代的北虏南倭政策是连动的。柳泽明《康熙五十六年南 洋海禁的背景》（《史观》140），对以往在清朝统治构造研究中过分强调中国世界和非中国 世界的分离性提出了疑义，作者以康熙五十六年南海海禁为题材，通过分析，认为从政策方 面来看，过去的一般看法应该有所修正。文章对《实录》和《起居注》进行了仔细的比较研 究，描绘了康熙帝的心理活动和变化。由于连续出版了很多档案史料，近年来中琉关系的研 究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去年的研究中，读到了冈本弘道《明代朝贡国琉球的地位及其变化》 （《东洋史研究》57-4）和赤岭守《清代的琉球漂流民送还体制》（《东洋史研究》58-3）两篇 。冈本指出，过去提出的琉球海上贸易发达的理由，其实也可以用于说明其他的朝贡国家， 而非琉球所特有。因此，要想说明琉球之所以能超出其他朝贡国，形成最强大的海上贸 易势力，以往所列举的一些理由是不够的。因此，冈本重新探讨了明朝对琉球的优待政策及 其背景，认为明朝对琉球采取了非常优越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在从来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王 权的东方海上扶持一个新的海上贸易势力。赤岭守探讨的漂流民送还体制，在日本史、朝鲜 史的研究中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在文章中，作者以乾隆年间漂流到清朝的琉球船只为例，从 漂流靠岸到送还，对这一套处理程序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探讨。永积洋子《东西贸易中继地台 湾的盛衰》（《地域的世界史》9）对过去研究不够的17世纪荷兰和郑氏统治下的台湾作了考 察。高铭玲《雍正、乾隆时期福建与台湾间的米谷流通》（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通过 对这一时期米谷的供给地台湾和米谷的需求地福建之间官谷运输--“台运”的分析，阐明 了大陆与台湾间的米谷流通。川胜守《环中国海（东海、南海）地域间的交流与明清帝国》（ 《东海史学》33）和《环中国海地域间的交流与明帝国的册封体制》（《历代宝案研究》10） ，揭示了近年来作者花费巨大心血展开的环中国海地域间交流研究的基本构想和框架。前一 篇是在东海大学讲演时的记录稿，他主张，明清时代环中国海地域间交流的研究，有必要从 同是册封体制下的封国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进行新的考察。这个主张，对主要依据中国王朝与 册封国之间构筑起来的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论”提出了挑战。D.R.霍兰得《中国文明的境 界》（《思想》899，山下范久、须藤瑞代译），探讨了19世纪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转变的过 程中，中国方面对要求缔结国家间条约的日本所采取的对应问题。指出，在中国的官僚中， 有一部分人无法克服倭寇的影响，固执于中华文明概念论和儒教式的解释，但也有一部分人 希望站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考虑这一问题。霍兰得评价道，后者具备了想象新时代中日关系 发展的能力。松浦章《中国帆船的航海记录》（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32），对中 国、日本、琉球保存下来的15-20世纪的有关航海的各种断片史料进行了有条不紊的整理和 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