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辛亥革命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恐怕是任何其他专题史研究都难以与之相颉颃的。如何在高起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这已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早在十余年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章开沅先生就曾撰文探讨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他指出要加强理论方面的探讨，通过对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任务及其革命前途的全面分析，来判断辛亥革命的性质，对这场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从理论上作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索，他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1]（P.47）他强调要加强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专题研究以及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在史料的发掘、整理、编辑、出版方面作更多的努力，为综合性的会通研究奠定基础。严昌洪、马敏两位教授不久前撰文对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们认为新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应致力于加强或拓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向：首先，是继续发掘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以新材料的发现带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次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某些既有的规范认识。第三，须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和范围。他们预言：“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有可能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向‘总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范式转换，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2]（P.149-151）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程表明，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放宽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突破单一政治史研究模式，加强与近现代史其它分支的交叉、综合研究，才能不断地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深化人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对辛亥革命史拓展与创新问题略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供方家指教。
        一、拓展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应注重与今天的社会现实接轨，结合现实需要，突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点。
        胡绳先生曾说过：“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来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以往的历史的认识更好地认识现实。”[3]（P.87）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考虑史学的社会功能，应该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劳动为社会提供有现实价值的精神食粮。建国以来，史学研究在一个时期由于受“左”的政治思潮的影响，片面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以至于史学成为政治的仆从而丧失了自我，最终背离了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基本准则。学术研究不可能独立于现实政治生活之外，问题是如何把握好两者的关系。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率先在近现代史学界打破了单一政治史的框架，开辟了一系列新的领域，如辛亥时期商人社团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辛亥时期社会群体、辛亥时期社会心理研究、辛亥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辛亥革命与社会风俗等，使辛亥革命史不断向历史纵深挺进。在不断扩展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同时，应注意现实社会问题向历史研究者提出的要求，思考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与社会现实接轨，引历史长河之水以滋润现实田园之禾。历史是已经凝固的现实，而现实则是处于流动中的历史，历史研究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和未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一门显学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因其研究客体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紧密关系及其深远影响，理应在研究的现实取向上作出表率。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关注社会现实，筛选研究选题，以应现实需要。其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史学家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确立、修正、调整有何关系？辛亥革命志士设想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什么在中国无法施行，更准确地说是行之成效不大，而让位于激进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场革命对今日现代化建设正在产生或将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需要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给予关注、思考、解答和分析，其现实意义无需赘言。其二，经济建设思想遗产的挖掘。辛亥革命不仅是破坏，也是创新，其创新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风俗等诸多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人士关于经济建设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过去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研究较多，经济建设思想研究相对较弱，偶有论述多从政治层面着眼，今后可否侧重考察其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货币金融思想、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等，理顺经济思想演变的线索，客观地评价辛亥人物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现实借鉴价值。其三，辛亥人物文化建设思想的研究。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时代，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时代，为适应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孙中山等人在文化建设方面有大量著述。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这一革命性转型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迁，旧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而新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行为规范正处于建构过程中，社会出现了价值真空、文化晕眩、行为失控等诸多问题。改革开放的同时，西方后殖民文化堂而皇之地渗透过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颓废腐朽的现代文明病毒也感染了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绝迹多年的丑恶社会现象复萌蔓延的同时，又产生了很多令人咋舌的新的社会病态。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大过渡时期如何应对上述棘手的社会文化问题，辛亥时期文化建设的史实以及辛亥人物文化建设思想可否为今天提供借鉴，启发今人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其四，辛亥时期是国人民族意识高涨时期，清廷覆灭、共和告成使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空前增强，革命领袖、志士仁人在宣传民族主义思想、激发民气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何把民族主义导向理性化的轨道，一方面加强全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荣誉感、民族自豪感，树立献身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大业的宏大理想，另一方面树立开放的世界观念，认清现代世界的一体化趋势，勇于吸收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促进本国本民族的繁荣昌盛，这是一个急迫的时代课题。辛亥前后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趋向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果联系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及付诸实施来展开研究，一定饶有趣味，且可引发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民众动员问题。
        罗荣渠先生论及国家力量、政治权力、革命暴力在国家大转型期中的特殊作用时谈到：“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的变革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单向作用，而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诸多力量的历史合力，归根结底受到生产力的性质、水平与发展方向的制约。社会经济形态的大转型，归根到底取决于旧社会母体中新社会经济因素的成熟程度。单纯的革命暴力只能导致改朝换代，而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革命”[4]（P.120）他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的，移步换形也许能使我们对辛亥革命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罗荣渠先生认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转变时期，呈现出衰败化、半边缘化（半殖民地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向，中国近代的历史性巨变是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过程，主张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对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角色作用，可以而且应该结合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重新审视，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走出“革命史”框架，不要成为唯历史的历史学，而应充分发挥历史研究在社会进步中的“经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