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影响已经并将日益呈现出来，这场革命遗留的有形财富，即前述历史文物、遗迹等，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这场革命，而且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景观，具有多种社会价值。在保护好辛亥革命历史文物、遗址的同时，恰当地开发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对发挥其历史认识功能定有所增益。同时，以辛亥革命历史文化景观为依托，促进相关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推动旅游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使辛亥革命遗留的有形财富通过发展旅游经济而得以增殖。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能否突破纯史学研究的框架，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方面有所作为呢？
        近年来，由于先进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视普及，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阻隔，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之外，人们更多地从电视屏幕和电脑显示屏上获取信息。文学艺术的世俗化、娱乐化、谐谑化趋向日益凸现，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影视作品中的“戏说”现象十分普遍，这已引起史学界人们的重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更多地是从大众传媒中了解历史的，即使以书刊而论，人们（非专业人员）恐怕很少从学术著作中认识历史，而是从通俗性的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去认识历史。笔者以为，对“戏说”历史的文化现象不能仅怪罪于文学界，不能归罪于大众传媒的误导。史学研究者为了维护学术纯洁性、严肃性，不能靠阻断史学与文学艺术的联系，实际上也阻断不了。历史上，“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司马迁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一座文史结合的丰碑。史学研究者可否探索与文学家、艺术家、剧作家、影视导演家合作的方式方法，把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术成果都能予以转换，哪些层面、哪些领域、哪些环节的研究成果适宜于面向大众的转换，需要史学研究者与相关领域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史学走向大众，正是史学研究生命力之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者除了在研究领域的分工之外，是否应在研究层面也作适当的分工，使“纯史学”的与“应用史学”的两种发展取向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创新，应建立在对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综合整理上，通过开展对辛亥革命史学史的研究，为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史研究似可追溯到国外法学专家对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历程。”[7]（P.1-8）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如章开沅先生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林增平先生等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严昌洪、马敏两位教授的《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等。相对于其他有关学科来说，辛亥革命史学史的研究节拍稍慢。如与中共党史研究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有张静如先生等人编撰的《中共党史学史》问世，而此后又出现了一些中共党史学史的新著，中共党史学史研究成为党史学界的热点选题。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至今，完全有条件构建辛亥革命史学史这一新的分支，不仅可以通过这一选题的研究系统地整理已有研究成果，总结百余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进一步拓展创新奠定基础，同时，又拓宽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域，为加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之间、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与中国近现代史其它分支学科研究者之间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与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提供对话的条件。在开展辛亥革命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加强资料整理，成果汇集、工具书编写等工作，可进一步优化研究条件，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学术研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氛围、理论模式、研究基础、资料条件、学术队伍等都会影响到研究的进程。史学研究有起有伏，时而表现为成果累累、高潮叠起，时而表现为沉静平稳、柔缓推进，甚或表现为一片沉寂、落寞难耐。不能脱离各种具体因素，一味奢望史学研究持续高涨，在研究达到一定水平时有可能出现暂时的“高原现象”，个研究者感到提升研究水平的困惑和困难，学术研究自身的整合则往往成为打破僵局的先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创新需要学科内部各种因素的协力推动，诸如旧史料的系统整理，新史料的挖掘开发，研究视角的切换，研究方法的拓展，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学术梯队的建设，研究条件的改善等，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化，政府的扶持，社会各界的支助，研究经费的注入等外部条件，辛亥革命史研究自身的学科整合，将成为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五、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创新，需要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角度，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交叉地带、边缘地带开辟新的学术园地。
        史学的发展既源于内在的动力，又得益于学科之间的砥砺，科际整合往往孕育史学新的崛起。在过去20来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社会心理学、文化传播学、现代化研究等学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交融与互渗，派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及课题。
        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自足的、完美的史学分支部门，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于开放，面向其它史学分支学科开放，面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甚或面向自然科学的开放，其它学科的概念、方法可以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借用、改造、涵化，并加以创造性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