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论及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时，曾说过下述一段话：“总的说来，历史学家在社会科学中发现了一系列概念和各种类型的新研究方法。他们是愿意接受这些概念和方法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深感不安。至于这些概念是来自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来自经济学，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探索这些概念使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增加新内涵的可能性有多大。”[8]（P.75）
        他认为二战后，“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当然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有自己的特点。社会科学方法的采用能为历史学家导出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专题也要求采用新的研究工具。
        现在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如何寻找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学科的契合点？在采用、变通、改造其他学科概念、方法的时候如何赋予他们以历史学的特定内涵？
        严昌洪、马敏两位教授在前揭文中论及史学范式（paradigm）转换问题时说：
        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2]（P.150-151）
        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就要求研究者广泛地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方法等，创造性地运用于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将形成一整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模式，构建更切合历史真面目的解释框架。此外，跨学科的、多学科的比较史学方法亦可运用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纵横比较审视下，辛亥革命易为人们忽略的部分将获得更鲜明的揭示。
        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交叉地带、边缘地带应作为研究创新的重点，这些地带可望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如辛亥革命史与中共党史、辛亥革命史与国共关系史、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辛亥革命与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研究、辛亥革命与新式社团、辛亥革命与知识分子群体、辛亥革命与传统文化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辛亥革命与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史、辛亥革命与近现代启蒙思想史、辛亥革命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及政治制度史、辛亥革命与中国近现代国情认识史等。比较史学、计量史学、文化史学、口述史学、心态史学等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相结合，可以开拓出新的学术田园。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以及其他关注该学科发展的学者，应该继续尝试谋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与辛亥革命研究的结合方式，转换视角，更新方法，开辟新课题，提出新的诠释和解读。结构主义理论、系统论、控制论、解释学、文化语言学等理论框架及解释模式，可否在进行恰当的变换和重新解释后，应用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史学的发展在于创新，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经过学术的沉淀和积蓄之后，伴随各种内外部因素的逐步成熟与协力配合，将在不久的将来迎来新的高潮。
        【参考文献】
        [1]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A].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0，（3）。
        [3]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A].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复旦学报》编辑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章开沅。扩展学术视野，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A].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章开沅。辛亥革命的意义与纪念馆的建设[A].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严昌洪。20世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4）。
        [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