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拓展辛亥革命史研穷领域，需要与中国近现代史其他分支学科相结合，实现中国近现代史本身的学科综合。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至今，分时段、分专题、分部门的研究已形成众多的分支学科。这种状况对深化近现代史研究自然是十分有利的，它有利于史学界内部的分工。避免研究资源的浪费，深化对近现代史领域中各种具体问题的认识，使中国近现代史不断地向前推进，日益成熟，体系更趋完备，内容更趋丰瞻，然而，细化的同时又潜伏着一种负面效应，它可能束缚研究者的视野，使会通综合更为困难，甚至学术界同仁之间的交流也出现沟通上的障碍，短时段地研究辛亥革命，使研究者沉醉于具体史实的考证、史料的鉴定、单个事件的分析、个别领域的探索，而不易在宏观上、整体上系统地把握研究客体。章开沅先生曾就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向上下延伸讲过下述一段话：
        从上下延伸来说，辛亥革命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戊戌、辛亥、五四之间的纵向联系，前后之间的批判继承；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发展的全过程与20世纪初年的阶段特征，中国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之间的联系与矛盾；“排满”的历史渊源，“排满”对于“夷夏之辨”传统观念的改造制作过程，“排满”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清末学制与前代学制之异同，清末学制改革与教育体制近代化的关系；经学发展的脉络，清末经学如何走向衰微，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间的冲突与依存关系；诸如此类。[5]（P.308-309）
        “上下延伸”就是强调要用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研究辛亥革命史，“上下延伸”并不单是从时段上由短时段向中时段、长时段转变，而且蕴含着伴随时段延伸要相应扩展研究领域的旨趣。辛亥革命史研究与洋务运动史、戊戌变法史、五四运动史、清末立宪运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等中国近现代史分支学科，通过恰当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将会派生出一系列富有历史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课题，辛亥革命史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将日益丰富深化，中国近现代史也将日趋综合、完善。
        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不能自囿于辛亥前后狭小的时段，不能单纯地把自己限定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范围之中。目前高等院校研究生培养似乎不能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过于细分，要注意培养学生广阔的学术视野，拓展专业基础。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文化史与近现代化研究的探讨，乃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广阔的视野与较联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5]（P.308）章先生在此强调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旁涉中国近现代史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可以把新的学术视角、方法引入辛亥革命史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在更为宽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辛亥革命研究。反过来看，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同样可以给中国近现代史其它分支学科带去有益的养料，其研究成果、思路、方法可以给其它分支学科以启迪。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衍生出众多的分支学科，如同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样，这些分支学科都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格局来看，许多分支学科尚需加强研究以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此外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有可能生发出新的分支。但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综合研究，亦即断代通史性质的研究，似应提到研究日程。辛亥革命史研究自身在细化、深化、分化的同时，也以加强自身综合性的研究，并为断代通史性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作出学术贡献。
        三、拓展辛亥革命研究领域，不仅要从学术理论意义上着眼，还应强调社会的应用价值，寻求把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结合起来的契合点，恰当地凸现研究的实用性，探讨物化研究成果的方式方法。
        历史科学是实证性的科学，求真务实是其学科的突出特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摒弃现实的功利目的；而且历史研究本身要求人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感，等待岁月尘埃落定，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与实际应用无缘，更不是说历史研究的成果只能是形诸文字的精神食粮，而不可能以物化的实体形式出现。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历史研究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发挥其社会的应用功能？历史研究在哪些层面、哪些领域、哪些环节上可以恰当地凸现其“应用史学”的色彩？历史研究的成果如何采取恰当的物化形式？历史研究如何服务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
        笔者以为，史学研究直接或间接地与现实相连接，连接的紧密松散程度因研究对象的特点而有较大差异，这是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多层面性及各层面的变动特性而决定的。如建筑史的研究可以为当代建筑师设计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服饰史的研究可以启发服装设计师的创作灵感，旅游资源，特别是涉及人文景观的旅游资源开发同样需要历史学家的协助，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史学研究本身应有多种层次，正象史料学构成史学研究的基础一样，史学研究这栋宏伟辉煌的学术殿堂既应有“理论史学”（学术意义理论意义浓厚的史学研究）的地位，也应有“应用史学”（应用价值实用色彩浓厚的史学研究）的陪衬，红花绿叶相互衬托，史学天地将会一片春意盎然。
        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历史传统教育的关系，史学界已作了充分的阐发，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业经实践检验的突出例证。关于这点，章开沅先生曾指出：“辛亥革命，它不仅有学术上的研究意义，而且作为对于青少年，包括港澳地区的青少年，以及一些侨胞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传统教育，都有很大的好处。”[6]（P.323）章先生在此是从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上讲的，其实辛亥革命研究自身何尝不是如此，这是历史认识功能的具体形式之一。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物工作、遗址保护、辛亥人物故居保护、纪念馆的建设等等，都需要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参与其事，出谋划策，这为史学研究者走出书斋、服务社会提供了机遇，亦借此增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实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