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诚然，正如许多论著所指出的那样，高度发展的商业资本主义是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商业资本主义与18世纪尼德兰国力的式微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根本上说，商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之既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也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般情况下，此两者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因此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商业资本主义无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也都取得了相应的发展，有的国家，如英国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水平毫不逊色于尼德兰。导致尼德兰经济地位巨大变化的根源不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而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尼德兰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其他西欧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但在尼德兰表现得尤为典型、尤为突出。
    17世纪中叶以前，尼德兰得益于自身的地理优势，先是在北欧，后来又在整个欧洲和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布鲁日、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中心城市更是相继成为地区或全球贸易的中枢。早在13、14世纪时，布鲁日已是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中心城市，至少开辟了四条直通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商路，许多国家把自己的商品运往布鲁日，既有基督教国家，也有伊斯兰教国家。14世纪下半叶，安特卫普开始与布鲁日形成竞争之势。16世纪自由贸易制度的实施不仅在安特卫普营造了一个相对优越的商贸环境，而且也使安特卫普成为竞争的胜利者。由此该城从一个不甚重要的定期市集所在地转变为永久性的商业都市，从一个转运贸易港口转变为全欧商业和金融中心之一，各国商人蜂拥前来。安特卫普交易所里每天总有5000商人在这里进行交易，港口里经常停泊着2500艘船，每天进出的船只达500艘左右（注：摩特莱：《荷兰共和国的兴起》，伦敦1907年版，第1卷，第85页。）。1531年安特卫普新盖了一座交易所，欧洲所有的大城市都派代表进驻交易所，年交易总额最高曾达4000万杜卡特（注：梅默：《比利时史》，伦敦1962年版，第159页。），16世纪四五十年代，安特卫普的贸易额已占全尼德兰对外贸易总额的70～80%（注：《新编剑桥近代史》，剑桥1958年版，第2卷，第59页。）。
    阿姆斯特丹是在17世纪开始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的中心，它将美洲和欧洲连成一体，同时亦把全尼德兰几乎所有的原材料和手工业产品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使之融入世界商业体系。阿姆斯特丹贸易品种的结构也大为改观，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赶上或超过了传统的地区性产品，"新"、"旧"两个世界都可在这里找到所需的原材料和消费品。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自1585年起定期出版的价格公报，在全欧洲广为流传，各地的商品价格均受其支配。这份价格公报1634年时包括359种商品，1686年便增加到550种（注：奇波拉：《产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和经济，1000-1700》，伦敦1981年版，第268页。）。阿姆斯特丹的少数大商人几乎垄断了大宗商品的交易，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意志。
    在高度发展繁荣的背后，尼德兰商业活动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大量商业资本掌握在外国商人之手、对海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和投机活动猖獗是最主要的问题。早在14世纪下半叶，由于佛兰德议会向外国商人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布鲁日对欧洲各国商人的吸引力大增，一度离去的德国商人重新在该城设立了商站，条顿骑士团在这里开设了固定的银行，重要的交易活动都在这里进行（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53页。）。来自德国南部和意大利等地的商行和银行则在安特卫普的商贸金融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安特卫普鼎鼎大名的富商几乎都是外国人（注：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93-394页。），外国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涌入，一方面推动了尼德兰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大量商业利润流向域外。在一段时间内，布鲁日是尼德兰的商贸中心，由于该城的船只、商人、贵重商品、货币和信贷等主要来自位于尼德兰南方的各个国家，专营信贷的亦大多为意大利人，所以直到15世纪末，甚至更晚的时候，尼德兰的贸易结算始终对南方客商有利（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54页。）。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不利于尼德兰整体实力的增长，也阻碍了本地商人的发展和壮大。
    在尼德兰的商业活动中，海外贸易，尤其是中介贸易，明显居于主导地位，内部贸易所占的比例甚小。1317年以后，布鲁日和威尼斯建立了经常的商务联系，从此意大利商人开始运来香料和东方的手工业产品，同时汉萨同盟的船只也从德国、俄国和瑞典等国运来建筑木材、小麦、熏鱼、金属和毛皮等货物，所以14世纪时航行于兹维恩河上的几乎都是外国商船。除少数品种外，当时的尼德兰对外来商品并没有如此大的需求，众多舶来品涌入布鲁日主要是利用这里作为中转站，再销往周边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日商人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欧洲各国商人的中介人而已，有的历史学家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布鲁日称为"欧洲最大的中介人"（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0页。）。胡椒批发贸易是安特卫普兴旺繁荣的基础之一，曾经垄断该项贸易的葡萄牙王国从印度运出的胡椒几乎全部经由安特卫普售出，原因主要有二，一则这里交通便利，商贩集中；二则当地从事胡椒贸易的商业公司在尚未收到货物时，就已经向葡萄牙国王预支了部分货款，对于经常处于财政危机中的葡萄牙国王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德国也把安特卫普作为自己的贸易窗口，在一段时间内德国与西班牙贸易的六分之五，与美洲殖民地贸易的十分之九都在安特卫普进行。16世纪时英国呢绒织造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呢绒产品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16世纪中叶年平均出口量达到13万匹（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令人感兴趣的是，当时英国的呢绒贸易合同都是在安特卫普签定的，由此可见安特卫普在这一时期欧洲贸易中的中介作用。联省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商贸的根本格局未见变化。18世纪初叶以前联省共和国的商人始终在英国进出口贸易中扮演重要的中介人角色，他们运进英国的商品主要有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毛皮、皮革、柏油、琥珀和在联省共和国漂白的德国细麻布，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拍卖的大部分殖民地商品的得标者也均为联省共和国的商人。他们还大量购买呢绒、烟叶、食糖，有时还包括小麦和锡等商品，储存于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的仓库中，然后转运其他国家，主要是德国。中介贸易的高度发展，使得尼德兰各主要商业城市都将目光投向海外，与本地区的经济联系则显得相对薄弱，这是影响尼德兰统一市场形成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尼德兰最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亦与之有着一定的关系。
    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的转移，商业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欧各国投机活动大为活跃，尼德兰尤甚，这与其商业的高度繁荣不无关系。在16世纪的商品市场上，海洋天气、海盗活动、政治气候、经营手段及其他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都会引起价格的巨大波动，因此许多人便以此为主要内容开展投机活动。当时云集安特卫普的各国商人都是根据陈列于交易所里的货物样品而签定商业合同的，签约人往往不等货物运到，便伺机买空卖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不同时间的价格差异上，有人突然暴富，有人顷刻破产，商业形同赌博。阿姆斯特丹的投机活动极其猖狂，香料、谷物、鱼类，乃至城市房地产、公共资产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等都已成为投机对象，社会各阶层几乎无一能置身事外，各种现代的投机手段在彼时彼地亦俯拾皆是。一个犹太股票投机商曾直言不讳地说，假如在阿姆斯特丹公布消息前的五六个小时获悉命在旦夕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死讯，那么他就能在当天赚取10万埃居（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145～146页。）。16、17世纪是香料贸易的鼎盛时期，来自东方的胡椒是其中数量最大、价格最高的商品之一，因此成为那个时代令人如痴如醉的投机对象，当时一些最大的商人和资本家亦涉足其中。例如17世纪40年代末，欧洲市场胡椒严重短缺，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有关的各种谣传更是不径而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63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收到大量的胡椒定单，总需求量高达3.8亿荷兰磅左右，而该公司所能提供的胡椒仅为240万荷兰磅，数量相差极其悬殊。消息一经传出，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每100荷兰磅胡椒的价格即由60佛罗林左右狂升至175佛罗林。其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大量增加进口，致使欧洲市场上胡椒充斥，荷兰东印度公司即使三年内不再购买胡椒，亦无缺货之虞，由此导致1652年每100荷兰磅胡椒仅售38佛罗林左右（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卷，第87页。），跌幅之大令人瞠目结舌。18世纪时投机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外的股票和政府债券等亦成为投机活动的对象。投机活动的盛行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消极影响十分明显，许多人漠视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听凭幕后消息，甚至谣传来支配自己的行动，结果大多数人都难逃厄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局限性是尼德兰商业资本主义高度繁荣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孪生物，商业资本的控制权、海外市场的地位和投机活动的规模无不受制于尼德兰商业的基本大环境。客观地说，在尼德兰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些局限性的弊端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相反它们还似乎在相当程度上活跃了尼德兰的商业活动，但尼德兰最终必须承受这些历史局限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尼德兰商业的停滞不前和整体经济实力的下降皆与之密切相关。
    二
    就经济结构而言，尼德兰个别经济领域，特别是呢绒业和航海业（包括相关的造船业）的高度发展，构成了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明显特征。
    呢绒织造业一直是尼德兰的支柱产业，其渊源可上溯至罗马帝国时代。10～11世纪时已形成了一批以呢绒织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如根特、伊普尔和杜埃等。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14世纪这批城市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呢绒产品在欧洲各地都十分畅销，伊普尔的产品在法国图卢兹呢绒市场上所占的销售份额，1379年为72%，次年即上升为81%，1398年更猛增至90%（注：奥顿：《剑桥中世纪史简编》，剑桥1953年版，第2卷，第1035页。）。呢绒织造及其相关的行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就业者，他们在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3世纪的根特和14世纪的布鲁日都达到了60%，伊普尔即使在呢绒业开始衰败的14世纪中叶，纺织品交易仍占贸易总量的51.6%（注：图马：《欧洲经济史。10世纪至今经济变化的历史与理论》，纽约1971年版，第99页。），这样的比例在其他欧洲国家是很难想象的。14世纪佛兰德各主要城市就是基于呢绒织造业的高度发展而盛极一时，其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在欧洲都首屈一指。
    尼德兰濒临北海，海岸线漫长，港湾众多，具有发展海运业的良好条件，以荷兰和泽兰为首的尼德兰北部地区就是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海上运输及相关的造船行业，从而在世界舞台上称雄一时。15世纪荷兰、泽兰的航运业初露锋芒，几乎垄断了波罗的海地区和佛兰德之间的海运业务，对汉萨同盟构成了不小的威胁。17世纪末尼德兰北方船只的载重量也越来越大。据统计，驶抵柯尼斯堡的尼德兰北方船只，1547年平均载重量为70吨位，1623年为144吨位；通过松德海峡的荷兰船只中，1557年只有30%的船只载重量超过200吨位，16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0%，1640年更是高达90%（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1977年版，第5卷，第530页。）。由于不断采用先进的设计和技术，一直到1800年尼德兰北方在200～500吨的商船制造方面始终居于欧洲领先地位。这一切都使得尼德兰北方制造的船只在欧洲具有相当的竞争力，颇受各国欢迎，1680年左右英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商船是从国外购买的，其中大部分来自荷兰（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358页。）。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也都要依靠荷兰造船厂提供部分船舶。
    造船业的迅速发展，导致航运业的突飞猛进。就载重量而言，1500～1700年期间，尼德兰北方船舶的总吨位增加了10倍，到1700年联省共和国的商船队已远远超过了50万吨，其吨位相当于竞争对手英国商船队的三倍，而且可能比其他欧洲国家商船队的总和还要多（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就数量而言，17世纪中叶欧洲各国总共拥有船只20000艘左右，其中约有75%，即15000～16000艘属联省共和国所有（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船队，联省共和国广泛招募水手，据1614年的统计，其数量要超过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水手的总和（注：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自16世纪末叶起，联省共和国开始越出欧洲的界限，集资筹划开辟东方航线。1621年垄断西非和美洲贸易的西印度公司宣告成立，从此联省共和国的商船遍航世界各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正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联省共和国的经济活动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商业繁荣自不待言。也正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联省共和国自恃有力量与当时的两大殖民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争高下，遂大肆向外扩张，角逐商业霸权。一直到17世纪70年代以前，联省共和国在世界商贸、殖民领域中确实可谓称雄一时。
    呢绒业、造船业和航海业的高度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尼德兰经济的整体腾飞，但另一方面也无可否认，这些行业也都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主要表现为极度依赖海外的原材料，这一点在呢绒织造业中尤为明显。虽然尼德兰呢绒织造业在中世纪的欧洲久负盛名，但受制于地理环境，本地产的羊毛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当佛兰德城市呢绒织造业形成较大生产规模以后，尤其是高档呢绒生产发展起来以后，这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进口羊毛遂成为支撑佛兰德毛纺织业的关键商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隔海相望的英格兰是佛兰德的主要羊毛供应地，12世纪初佛兰德商人就已经几乎走遍整个英格兰，用现金收购羊毛。还有一些商人则居留于多佛和伦敦，为佛兰德各城市采购羊毛。为了保证关税收入，自13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格兰政府规定，羊毛等产品必须由赫尔、伦敦等规定口岸输出，然后运往欧洲大陆单一的集散地，即所谓的羊毛中心站。羊毛中心站最早设于多尔德雷赫特，后迁往安特卫普、布鲁日和圣奥梅尔，1390年最终迁至加来，此羊毛中心站成为佛兰德输入英格兰羊毛的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