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购买原材料使佛兰德呢绒织造业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卢万城的呢绒生产成本中，购买英国羊毛的费用始终占了很大的比例，1434年为62.5%，1442年为55.1%（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61页。）。其结果是生产成本难以降低，特别是高级呢绒更是售价惊人，本地居民鲜有问津者，所以高级呢绒几乎全部销往海外市场，买主都是各级教俗贵族。这种原料、交换和消费都脱离本地市场的生产，实际上只是一种基础不甚牢固的加工工业。
    其他行业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对海外原材料的高度依赖，不仅使尼德兰在经济上受制于人，一旦原材料供应渠道不畅，后果将难以想象，而且在政治上也必须仰人鼻息。百年战争前夕，佛兰德伯爵倒向法国一边，1336年英国便以禁止羊毛输出作为惩罚手段，佛兰德各城市的毛纺织业为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商人、工匠无不忧心忡忡。迫于生计的巨大压力，愤怒的市民遂迁怒于法国封建主，所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佛兰德各城市基本上都站在英国一方。
    三
    当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时，尼德兰凭借自身的地理条件和传统优势，将工农业和商业推向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较早进入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这历史大转折的过程中，尼德兰曾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其经济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自身疆域的范围。但当周边国家的民族经济迅速发展，开始与尼德兰抗衡时，尼德兰经济活动中一度被掩盖的弱点和局限性便日益暴露无余，并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尼德兰手工业发展水平一度居于西欧前列，然而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性，大多数行业波动颇大，呢绒织造业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呢绒织造业是尼德兰的骄傲，也是尼德兰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门之一，但由于原材料供应等问题，自14世纪末叶起尼德兰的毛纺织业开始出现动荡。英国曾经是尼德兰主要的羊毛供应地，14世纪下半叶随着本地毛纺织业的迅速崛起，羊毛出口量急剧减少。14世纪中叶以前，英国每年运往尼德兰的羊毛达33000～35000包，15世纪中叶减至每年7500包，1532年仅为1168包（注：图马：《欧洲经济史。10世纪至今经济变化的历史与理论》，纽约1971年版，第80页。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55页。）。西班牙为了发展自己的呢绒织造业，同样也采取措施限制羊毛出口，1462年西班牙政府规定从此以后羊毛出口量不得超过羊毛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与此同时，英国呢绒产品的出口数量也呈上升趋势，15世纪时最高年输出量可能已近6万匹。这一数字虽然不算很大，但仍对尼德兰呢绒生产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一些汉萨同盟和其他地区的商人开始前往英国港口购买呢绒。市场的巨大变化给尼德兰各地的毛纺织业先后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冲击，其中佛兰德这个尼德兰呢绒织造业最早繁荣的地区也最早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生产几近崩溃，颓势难以挽回。伊普尔是佛兰德呢绒生产的最大中心，如前所述该城14世纪初呢绒年产量就超过9万匹左右，但到14世纪最后30年间年平均产量已不足2.5万匹（注：米斯基明：《中世纪城市》，耶鲁大学1977年版，第256页，表格13·4。）。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跌幅超过70%，真可谓一泻千里。
    15～16世纪情况进一步恶化，到17世纪时，面对英国呢绒产品的激烈竞争，联省共和国的毛纺织业节节败退，各种类型呢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陷入了困境。其他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荷兰的亚麻布加工业曾经居于欧洲领先地位，周边不少国家都将亚麻布运往荷兰进行漂白加工，18世纪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英国亚麻布加工业的崛起，荷兰亚麻布加工业遭受重创，出口萎缩，主要加工中心哈勒姆的亚麻布漂白数量锐减50%以上，亚麻布漂白加工厂亦由20家减少至8家（注：威尔逊：《18世纪英国和荷兰的商业和金融》，伦敦1937年版，第61页。）。
    城市和手工业的动荡也影响了农业生产。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非农业人口的粮食需要，尼德兰西南部农村地区主要以谷物种植为主。当城市人口和呢绒生产都处于持续增长时期，强劲的市场需求有力地推动了谷物的扩大再生产。但到15世纪，尼德兰南部城市的衰败和呢绒行业的萎缩，严重冲击了以谷物为主的农业生产，更兼大量城市工匠无以为生，无奈之下只得转向农村寻找生计，致使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被迫再次进行分割，人均占有土地数量遂明显下降，15世纪末、16世纪初埃诺地区的封地和地产登记资料汇编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此外，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已经定型，改变生产方向困难重重，所以尼德兰西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自15世纪末起长期停滞不前。较之西南部地区，尼德兰中部，尤其是布拉邦特地区的农业生产明显有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为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但是布拉邦特农产品的商品化渠道还比较单一，主要以安特卫普为中心进行交易，因此安特卫普的衰败和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城乡统一市场的削弱，不可避免地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更兼兵燹之灾，布拉邦特的农业生产自17世纪开始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人们不再重视农耕，许多土地弃耕荒芜，变成了鸟类的天堂（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1977年版，第4卷，第45页。）。
    与此同时，尼德兰的商业和金融业也由南向北依次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衰败，那些一度作为波罗的海或欧洲，甚至世界贸易中心的城市纷纷步入多事之秋，处境艰难。商业箫条固然与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状况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受制于尼德兰商业活动自身的局限性，即前述大量商业资本集中于外国商人之手和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这就使得尼德兰商业活动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都掌握在外人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尼德兰只不过是为外国商人和外国商品提供了一个活动舞台而已，一旦他们（它们）不再需要这个舞台时，或外部形势急剧动荡时，尼德兰自身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继续维持昔日的繁荣，后果不难想象。
    布鲁日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商港之一。佛兰德的呢绒织造业在推动布鲁日壮大的同时，也限制了该城商业活动的内容，使之主要局限在进口羊毛和出口呢绒方面。这两项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布鲁日繁荣的基础，遗憾的是它们都掌握在外商之手。布鲁日商人并非不了解羊毛进口贸易的重要性及其经济意义，而且也曾一度主动前往羊毛产地英格兰，千方百计地组织货源，力争掌握主动权，但当英国商人逐渐壮大起来以后，布鲁日和佛兰德其他城市的羊毛商人无不铩羽而归。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和汉萨同盟的商人先后撤离布鲁日，随后西班牙商人亦效法之。由于本地商人尚无力填补空白，布鲁日的商业活动顿呈颓势。
    布鲁日的银行业也曾因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而兴旺一时，阿维农之囚期间（1308～1378年），天主教会将整个北欧地区的什一税款都存放于布鲁日的银行里（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64页。），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意大利银行亦在布鲁日设有分支机构，但从14世纪末叶开始，布鲁日银行业厄运不断。天主教会大分裂时期（1378～1417年），先是出现两个，继而又是三个相互竞争的教皇，各方都有自己的教廷、税吏、并得到一部分西欧君主的支持，闹得不亦乐乎，布鲁日银行业大受其害，教会的存款数额由此大幅度减少。后来教会又将在布鲁日的存款全部取出，转移到佛罗伦萨和罗马，对于布鲁日银行业来说这无疑是釜底抽薪（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64页。）。1478年，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关闭了其在布鲁日的银行，此举更是敲响了布鲁日银行业的丧钟。在这多重打击之下，布鲁日终于一蹶不振。安特卫普的商业和金融业也因16世纪西班牙经济的破产而遭到重创。
    尼德兰西南部和中部地区相继式微之后，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北部地区，即联省共和国成为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最后辉煌。从总体上来说，尼德兰北方的商业活动、经济结构和运行情况都相对比较合理，但仍没能从根本上摆脱前述局限性。联省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亦未见改变，更兼代表大商人利益的寡头政治集团执掌大权，在各个领域都推行不彻底的折中政策，由此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税收政策方面，联省共和国为了保护商人，特别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的利益，将商业税和航海税定得很低，对下层民众却横征暴敛。较之16世纪，农民在17世纪交纳的赋税数量和种类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上扬，不动产税和间接税也相当惊人，鱼类产品在端上餐桌前就要支付30%的间接税。高税收导致工业品价格上升，17世纪联省共和国的许多同类产品要比法国的贵10%，唯利是图的商人亦因此而拒绝外销本国商品（注：萨哈贝尔：《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纽约1964年版，第181页。），这是阻碍联省共和国手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联省共和国商人在北欧谷物贸易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大量进口谷物，然后再向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所以阿姆斯特丹的仓库约有75%以上都被用来储存谷物，联省共和国亦将谷物贸易视为国家"一切贸易的根源"（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399页，第392页。）。鉴于这一情况，联省共和国海关对大部分将转卖到他国去的进口粮食都征收低关税，而对本土输出的农产品却课以高额关税，这一高一低严重打击了联省共和国的农业生产。
    17世纪中叶，联省共和国的经济进入了全盛时期，海外贸易仍然是其繁荣的基础，贸易额每年高达7500万盾至1亿盾（注：萨哈贝尔：《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纽约1964年版，第182页。），在欧洲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由于手工业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农业生产亦相对落后，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结构失调，这是联省共和国经济的最大隐患。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英国正是看到了这一薄弱环节，遂以打击其航海业为突破口，以削弱其海外贸易为最终目的，开始与联省共和国争夺商业霸权。165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航海条例》，该条例规定凡从欧洲输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舶或商品原产地的船舶承运；凡从亚洲、非洲或美洲输入英国、爱尔兰和英国各殖民地的货物，只能由英国船舶或有关的殖民地船舶承运；鱼类产品的进出口及英国的沿海贸易，也都必须使用英国船舶。1660年，重新颁布的《航海条例》又规定，殖民地的某些商品，如食糖、靛青和烟草等（18世纪又包括大米和糖浆），只能直接运往英国、爱尔兰或其他英国殖民地，非规定范围内的产品则必须由英国船舶从其殖民地直接运往外国港口。自1664年起，英国禁止其殖民地直接从欧洲各国进口必需的商品，这些商品必须通过英格兰转口。为了抗衡英国这一强劲的竞争对手，也为了保住自身商业霸主的地位，联省共和国不惜与英国兵戎相见。1652年双方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英国的综合实力和海军力量显然强于对手，因此能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暂时损失，联省共和国则不然，1653年被迫求和。1654年4月双方签订停战和约，联省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航海条例》。其后在1665～1667、1672～1674、1780～1784年间双方又三次走向战场，结果以联省共和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由于这一系列战争，联省共和国不仅失地赔款，国力和威信都下降到最低点，而且还被迫拱手交出商业霸权，从而降格为一个二流国家。
    在尼德兰各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和商业始终是两大相辅相成、兴衰与共的行业，联省共和国亦不例外，随着商业霸权的丧失，其金融业也备受冲击。长期以来，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巨头逐渐形成了一个对外封闭的放款人集团，他们在有可靠担保的前提下，以很高的利息将巨款借贷给政府，由此既可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又可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17世纪中叶仅荷兰一省的公债就高达1亿5000万盾的天文数字（注：萨哈贝尔：《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纽约1964年版，第164页。）。除此之外，他们还把巨额金钱投向海外金融市场，在整个18世纪他们大量认购英国国债，还就印度公司、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活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选侯、丹麦国王、瑞典国王、俄国女皇、法兰西国王和正在进行独立战争的美国起义军等都是他们的债务人，18世纪下半叶仅丹麦王室的债务就多达1200万佛罗林。据估计，联省共和国1782年共有资本10亿佛罗林，其中向外国贷款3.35亿佛罗林，殖民地贷款1.4亿佛罗林（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卷，第298页。），占总资本的50%弱。与商业活动高度依赖海外市场一样，资金大量外流一方面使可观的利润滚滚而来，另一方面也使金融业自身危机四伏，事实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第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于1763年。时值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由于欧洲各主要国家都被卷入了战争，处于中立地位的联省共和国乘机加强商业活动，一度几乎全部包揽了对法贸易，及与非洲和美洲的贸易，后两者的数额极其巨大，利润往往高达100%，乃至200%。这一暂时的现象使联省共和国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恢复往昔商业繁荣的时机来临了，为了支持日趋庞大的商贸交往，遂大肆发展信贷业务。各种名目的信贷导致证券大量流通，据有人估计其数量之多，竟超过联省共和国现金拥有量的15倍，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当贴现银行因无力贴现而突然拒绝接受期票贴现时，厄运便降临了，企业纷纷倒闭，商行接连破产，至1763年8月19日阿姆斯特丹已有42家商行宣布倒闭。一些人试图从海外抽回资金以救燃眉之急，但远水难解近渴，即使从英国回抽资金，当时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一切皆属徒劳。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由此陷于瘫痪，"交易所的一切活动全告停顿……不再开展贴现和汇兑业务，甚至没有行市，猜疑情绪十分普遍"（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卷，第300～301页。）。1772年，当克利福特商行因疯狂投机英国东印度公司股票失利而倒闭时，危机又一次袭来，受其牵连许多小商行亦纷纷破产。其后阿姆斯特丹又数度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信誉下降，实力大跌，18世纪末叶最终不得不将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让给英国的伦敦。
    回顾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快，一度显示出勃勃生机，但就总体而言，由于缺乏坚实的手工业基础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紧密的经济联系，缺乏整体的激励因素，缺乏持久的活力，因此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辉煌一时之后，接下来便是难以逆转的衰微，尤其当世界经济被纳入产业革命的轨道时，尼德兰更显得力不从心，后劲不足，昔日的优势逐渐消失，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其他西欧国家在快速变化的经济大环境中一展身手，后来居上。这一结局绝非偶然，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