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不断向外迸射出光芒，文艺复兴时期，远在地中海的西欧人文主义者已经依稀感受到了中国的存在，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逐渐萌芽产生。总的看来，西欧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可以以17世纪中叶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4世纪文艺复兴肇兴到17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晚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西欧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都是零乱不堪、偏执狭隘的。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传教士和海外殖民者对中国介绍的加强，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试图考察这两个阶段人文主义者中国观的形成背景、主要表现以及突出特点，实事求是地揭示出西欧人文主义者的中国情结以及中学西渐的历史过程。
    （一）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了解中国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阅读《马可波罗游记》以及道听途说有关中国的臆想猜测。马可·波罗曾于1295年5月抵达了元朝的上都，由比萨作家鲁斯蒂谦根据马可·波罗的口述整理而成的游记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自然和社会状况作了详尽的描述。这本书问世以后，西欧人争相传阅，出现了多种手抄本。各种译本也多达近百种。游记对西欧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向自诩文明发达的西欧人惊讶地发现古代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生活舒适的国度。马可·波罗对中国繁华世俗生活的描述，极大地震动了受基督教禁欲主义统制的中世纪西欧社会，强烈的现实反差引起了这些受人文主义精神支配、以追求世俗生活为目标的有识之士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注意。
    但是，过份夸大这种关注不是客观事实。西欧与中国相隔天遥地远，到过中国的人微乎其微。游记中对中国的叙述是如此完美，仿佛是人间天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欧洲人的怀疑。同时，西欧保守人士对游记所写的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作了诬蔑性的宣传，一时间中国人变成了一种完全世俗化，贪图安逸，追求财富不择手段的形象，这使西欧人对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偏见。对游记内容的怀疑以及游记本身存在的错误，加上西欧教士、保守的学者对中国诋毁性的主观臆想，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欧人文主义者中国观长期的模糊和谬误。17世纪中叶以前的人文主义者大抵都是如此。这一时期人文主义中国观最具代表性的有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蒙太涅和培根。
    乔叟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便提到了中国的成吉思汗。他在写作这一著作时，《马可波罗游记》已经在欧洲广为流传，在这本游记中有一些关于成吉思汗的情况，（注：罗纳德·莱瑟姆译：《马可波罗游记》，哈蒙兹沃斯，1958年版，第33、36页。）乔叟自然受到了此书的影响。《侍从的故事》是这样描述的：成吉思汗是鞑靼国王，他的声誉和才能，超过任何一国的帝王。"他又勇敢、贤明、富有、守信、遇事仁爱、公正、生性稳健、象大地的中心一般；他又年轻、活泼、坚强、善战、如朝廷中任何一个武士。"（注：[英]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引自《乔叟文集》，方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44页。）三月十五日这天，国王正在倾听弹奏，忽然闯进一名武士，"骑着一匹铜马，手里拿的是一面宽大的玻璃镜。手指上戴着一只金戒，身旁挂着明剑"（注：[英]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引自《乔叟文集》，方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成吉思汗的长子阿加夫和女儿肯纳茜分享了这四件法宝，故事并未写完。乔叟笔下这个故事颇具东方神话故事的特色，但也不乏西方故事的因素，两者相比，后者的份量明显偏重。例如闯进王宫的武士有如中世纪骑士的原型，他所带的金戒和玻璃镜则明显是西方故事的产物。不过，总的看来，乔叟所形容的成吉思汗形象倒是比较贴切，对他的赞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乔叟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对追求世俗生活的无限向往，这恐怕是《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结果。
    文艺复兴及其以前的时代，由于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的隔绝，西欧人对中国的称谓五花八门，如China（支那）、Cathy（契丹）、Seres（塞里斯，意为丝国）、Sericane（塞里卡那，丝绸之国）、Sena（西那）等，它们各自蕴含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指称中国时也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莎士比亚戏剧《恶有恶报》里曾经使用了"China"一词，（注：莎士比亚：《恶有恶报》，（Measure for Measure），纽约，1964年版，第54页。）在这里China是瓷器的意思，（注：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上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并不是用来代称中国的，这是西欧很长一段时间通用的用法。莎士比亚作品里还出现了Cataian这一单词。Cataian原意为"契丹的、契丹人"，实指"中国的、中国人"，名词形式为Cathy。契丹原为中国北方一个少数民族部落，至耶律阿保机时统一而成辽朝，与中原地带的宋朝形成对峙局面。中世纪旅行家经中亚进入中国地域时，首先遇到的国家即为契丹国。由于这些人对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缺乏了解，误将契丹当作中国。于是，约在10世纪初年，契丹（Cathy）便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但是，莎士比亚剧本中的Cataian却不能简单地认定即为"中国人"这一意思。《第十二夜》（第二幕第三场）有这样一句话：My lady's a Cataian,we are politicians,Malvolio's a Peg-a-Ram-sey,and"three merry men be we"……（注：莎士比亚：《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纽约，1965年版，第40页。）在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里将Cataian译成了骗子，（注：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4），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梁实秋的Cataian译文与朱生豪完全相同。（注：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上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二幕第一场）里培琪在与福德聊天时说了这样一句话：I will not believe such a Cataian,though the priest o'th'towne commended him for a true man。（注：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纽约，1965年版，第35页。）朱生豪将Cataian译为狗东西，（注：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4），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3页。）梁实秋则将它直接译为狡诈的人。（注：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上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可见，在莎士比亚这两篇戏剧里，Cataian实际含义已经变成了骗子、狡诈人的意思，是一句骂人的俚语。这种用法和含义并非莎翁杜撰，只不过是他借用了当时社会的流行用法而已。Cataian意义的转化也不是无缘无故造成的，它是当时西欧人对中国的误解和有意攻击的结果。实际上，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已经出现了"契丹"这一名词，它的含义基本上是指中国。游记的广为流传，促使当时人们对中国式物质生活的向往，更加注重对现实世俗生活的追求，禁欲主义对此非常担心和恐惧。因此，他们期望通过对中国人思想道德品质的诽谤，使西欧人厌恶和唾弃中国式的物质生活，以此达到维持宗教人生哲学的目的。由于这些人的大肆鼓吹和宣传，契丹人（中国人）便含有了大坏蛋、骗子、流氓、狡诈的人、诡计多端的人的意思。而且这一用法逐渐在西欧传播开来，在当时西欧社会所通用。莎士比亚对东方本来就缺乏了解，他在读了普林尼的作品后曾以为东方"有同类相食的生番，有食人肉的人，还有脑袋长在肩膀下面的人"。（注：[英]理查德·威廉·萨瑟恩：《中世纪发展史》，伦敦，1967年版，第67页。）加上当时社会流行的这样一种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因此，他未能摆脱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以讹传讹，从而将Cataian的转化意义引进了自己的作品。相比莎士比亚而言，17世纪英国杰出的诗人弥尔顿的中国观就稍微客观一些。
    弥尔顿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者之一，他很早就注意到了东方，而且对神秘东方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632年，他在作品《沉思的人》提到了乔叟那篇未写成的成吉思汗的故事。（注：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弥尔顿还吸取了别人有关中国的认识，对遥远的中国作了天才性的猜测和叙述。《失乐园》有这样一段诗句："但是中途却栖息在塞里卡那／不毛的平原上，中国人扬帆乘风／在那儿驾着他们轻便的竹车。"（注：[英]弥尔顿：《失乐园》，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塞里卡那（Sericane）就是中国。弥尔顿在谈到中国时大多是一种羡慕、崇敬的口吻，言词间透露出对中国雄丽、富有的赞美之情。"北冰洋洋面上，一起合力吹逐／座座冰山，它阻挡那想象的道路，／越过伯绍拉湾东去，去到那富庶／繁华的喀西境地。……"（注：[英]弥尔顿：《失乐园》，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喀西（Cathaian）实际上是指中国。弥尔顿虽然认为中国较欧洲文明、先进，但他对于中国地理范围的认识却是模糊的。在《失乐园》中，他错误地坚持认为喀西汗（契丹国王）的都城与中国的都城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在那儿他目力所及可以俯视／任何耸立着的古今名城，那最为／强盛的帝国首都，从喀西汗的首都／甘白鲁坚固的城垣，和奥克苏斯／河边的撒马尔罕，帖木儿的王宫，到中国皇帝的北京，……（注：[英]弥尔顿：《失乐园》，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弥尔顿能够冲破当时西欧人对中国诬蔑性认识的限制，表现出对中国文明成就的肯定，这种中国观较莎士比亚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文艺复兴开始至17世纪中叶，注重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探讨，对中国文明的肯定和赞颂，人文主义者以此而形成的中国观不只限于上述几人，也并不限于英国一个国家。德国巴罗克诗歌之父奥皮茨便已注意研究中国。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是根据中国儒家的思想发挥倡导现实主义，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御用神学。另外还有法国散文家蒙太涅和英国哲学家培根对中国独到的论述。
    蒙太涅晚年看到了西班牙教士门萨多写的《中华大帝国风物史》（1585年），其中提到了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对官吏进行考核奖惩的办法。于是，1588-1592年间，他在《论经验》原作中增加了一段文字，倍加推崇中国的政治制度。（注：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培根则在《新工具》中对中国的一些发明和创造作了阐述和说明，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优秀文明成果和中国人超人智慧的赞美，培根对中国的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项发明评价特别高，"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注：[英]培根：《新工具》第一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17世纪中叶以前已经有一些人文主义者考察论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科技文化，他们的中国观从表层触及了中国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成就，代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中国观第一阶段发展的最高成就。但是，毋庸置疑，17世纪中叶以前各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基本上都带有零散、片面、幼稚和谬误的特点，也未能形成研究中国的热潮，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西欧相对来说较为封闭和闭塞，没有与中国进行过直接、正面的接触，缺乏沟通东西方的中介。同时，了解中国也未能成为当时西欧人的内在要求。在这些历史背景下，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这一状况终于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