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波利比乌（Polybius），是公元前2世纪在中国和希腊出现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太初年间，论述中华民族2000余年历史的发展变化。波利比乌的《历史》，主要叙述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为地中海世界统一于罗马这一历史巨变作出解释。他们的著作都表述了十分丰富、深刻的思想。司马迁的史学被后人称誉为“《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之“绝学”[1]（P46），波利比乌则被誉为西方古典史学之“巨擘”，“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2]（P222）。因此，研究他们的史学思想，对于认识中西古典史学的特点，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仅对他们的历史思想作一些比较研究。
    一
    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历史思想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而且能作出相对应比较的，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对天人关系和历史进程的认识。前者探讨影响和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是什么，究竟是人、神抑或其他什么东西。后者则是对历史的发展及其特点作出分析。
    司马迁叙史，尤其是夏、殷、周三代历史的演变时，常常提到天命的作用。《殷本纪》说：“有夏多罪”，商汤伐夏桀是“行天之罚”。殷纣王荒淫乱政，以致于众叛亲离，却仍以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乎”。[3]（p177）然而天并不佑殷，其终被周所灭。《周本纪》说，武王得天下后，“夜不敢寐”，谓：“我未定天保，何敢寐”，“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说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司马迁叙述三代历史，常提及天命的作用，其意是表现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夏殷周之时，人们深信天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支配作用。所以殷纣王在行将亡国之时，仍相信天的保佑。但是，也有人意识到天命与人自身的行为有关。在这一方面，周人的认识尤为深刻。《周书》说：“皇天无亲，唯德有辅”，[4]（P1795）“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5]（P181）在周人看来，君王欲得天命，须慎修己德，赢得民心。天命是从民心中反映出来的。所以周武王得天下后，仍为如何惩治恶人，安定西土，施德于四方之事而焦虑不安。司马迁叙史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天命观，同时又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认识。《太史公自序》论夏之所以亡，乃“夏桀淫乱”；殷之所以灭，乃“帝辛湛湎”；周之所以兴，乃“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概不涉及天命。在司马迁看来，三代之兴亡完全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善政，得民心，所谓“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在考察王朝更替之类重大事件时，司马迁都是立足于人事作出分析，肯定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类自身而非天命和神意。不过，司马迁还没有否定天命鬼神的存在。在分析某些具体事情时，他还提到这一类东西的影响。《史记·韩世家》说，韩传国十余世，是积“阴德”的结果。《田敬仲完世家》述田氏专齐政之经过，以为是“事势之渐然”，而《赞语》又说：“非必事势之渐然，盖若遵厌兆祥云”，表现出一种矛盾的认识。但是，天命鬼神一类的东西，在司马迁的历史思想中占的地位并不重要，未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波利比乌的《历史》也经常提到神或神性之命运的作用。（注：古希腊文“命运”（Túxり）是一个多义词，有运气、机遇和神的赐予与安排（神性之命运）等多种涵义。神性之命运是其中最重要的涵义之一。参见Liddle,H.G.,Greek-English Lexicon,p.1592,Oxford,1897.Bury,J.B.,Ancient Greek Historians,p.200,London,1920.）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队在伊帕里击败迦太基军。正当罗马人乘胜追击，欲全歼敌军时，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因此，罗马人不得不收兵回营。波利比乌说：“这是神的干涉挽救迦太基人”[6]（P296）。又如，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帕迦玛人以为可以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不料突遭蛮族高卢人的进攻，从而再度卷入战祸。波利比乌说：“命运完全可以用一种出乎意料的行为冲击合理的愿望。”[7]（V.29,22）不过，波利比乌对神或命运的作用，自有一番解释。他说，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其原因的，历史学家对此应加以探究。但有些事情的原因十分复杂，要作出解释“是不可能的或困难的，这样我们归之于神或命运使然，以摆脱困难，或许是合理的”。[7]（V.26,17）这就是说，波利比乌把历史事件归于神或命运使然，是从人事上作出解释感到困难时所为。换言之，是他对历史事件的原因“无法解释时的一种手段”[8]（P57）。（上述对罗马军队进攻时遭大雨所阻，高卢人攻击帕加玛的解释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可以认为，波利比乌虽然没有否定神或神性之命运的存在，而且也承认其作用，但明确地强调“这种作用的功能是严格受到限制的”[9]（P46），是限制在为人们所利用的范围之内。这一思想，在他对宗教的分析时，也有清楚的表现。他说，人类社会盛行的宗教活动是很“耻辱的事情”，但它又确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对鬼神的信仰和对阴间的恐惧”，能抑制人们“易变的情感，充满放纵的欲望，无理智的冲动，强烈的愤怒……”[7]（V.6,56）波利比乌认为，人们敬奉神灵，并不能得到神灵的保佑。然而宗教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又有重要的作用。它能抑制人们违反社会规范的思想行为，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思想是相当深刻的。如果说，司马迁对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时，还相信鬼神的作用，波利比乌则排除这一类东西的影响。在这方面，他的认识较之司马迁更为清醒、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