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历史进程的认识，是司马迁和波利比乌历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的进程与天人关系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是认识历史进程的前提。只有清楚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内容、动因，才能对历史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作出深入的解释。
    对中华民族二千余年历史的发展，司马迁注意从两方面作出考察，一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二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活动及其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认识，在《史记》的《本纪》和《年表》中有鲜明的体现。《史记》十二《本纪》叙事，以各王朝顺序为篇，前后相蝉联。各《本纪》分别观之，可见一朝一代盛衰之变化。十二《本纪》合而观之，则从各王朝兴替更迭之中见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史记》的《十表》则据历史发展之大势划分出前后相联的五个阶段。《表》前有序，“用简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说明的时代的历史，并对整个形势进行了精彩的评论”，[15]（P64）表现出更为深刻的思想。
    《十表》的前四表，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划分黄帝至汉代的历史为五帝三代、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和秦的短暂统一、秦楚之际四个历史阶段。后六《表》，即《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专记汉代史事，以汉为一历史阶段。司马迁在《表》序（亦在有关纪传）中，对五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作了论析：五帝三代是帝王君临天下时期，得天下者皆积善累德之圣明帝王；亡朝灭国之君，均系无德乱政之暴君。王朝之兴亡，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德政而得民心。春秋时期，王权衰微，天下分裂，力征代替德政，春秋五伯先后称雄。战国时期，诸侯势衰，陪臣执国命，大夫世禄，七雄并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最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秦楚之际，战乱再起，从秦亡到汉兴，五年之间号令天下的陈涉、项羽、刘邦皆系布衣平民。汉代六表着重记载汉中央王朝与诸侯王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以及中央集权制日益巩固的过程。司马迁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有两点，一是统一、分裂；二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伴随历史发展进程的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和权力形式的变化，执国命者由五帝三代的帝王而诸侯，由诸侯而卿大夫，由卿大夫而布衣平民。《史记》十表，从政治发展之大势上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发展之“通”中见“变”，“变”中见“通”。这一思想是相当深刻的。
    波利比乌在其书《历史》中，对历史的进程也表述了认识。《历史》一书分《引言》（第1、2卷）和《正文》（第3-40卷）两大部分。《引言》简略地叙述了公元前220年以前地中海地区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自正文始，采用编年史体例，以奥林匹亚德纪年为序，详细叙述公元前220年至于前145年地中海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波利比乌意在以公元前220年为界，把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他说：公元前220年以前，“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分散的。每一件事无论就其目的、结果和发生的地方而言，都是孤立的，彼此间没有什么联系。而这一时期以后，历史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非洲发生的事也牵涉到亚洲和希腊，而所有发生的事都趋向于一个目标”。[7]（V.1,3）在这段话中，波利比乌不仅把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且指出了其不同的特点。在前一阶段，历史事件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而后一阶段，历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地发生的事都联系在一起，并趋向一个目标--罗马的统一。在波利比乌看来，这两个历史阶段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因为，一个由无联系的事件构成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历史阶段形成的前提。所以他声称，《正文》所述的历史是“一个单独的整体，有一个公认的开始，一个被确定的过程，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7]（V.3,1）可见，波利比乌是把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的这段历史，从地中海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割裂出来作考察的。当然，波利比乌对具体史实的分析中，并未完全否定前220年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联系。他在《引言》中叙述一些史实，也意在表现这种联系。例如，他说，叙述希腊克拉昂米尼战争，是为了使人们了解公元前220年前希腊和马其顿的情况。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与凯尔特人的战争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但是波利比乌没有从宏观上考察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在他的历史思想中没有构建起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念。在这方面，波利比乌与司马迁的认识表现出重大的差异。
    司马迁不仅在《本纪》和《表》中展现出历史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而且在《书》、《世家》、《列传》等中表述了各历史阶段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例如，《史记》叙西周史，《周本纪》与吴、齐、鲁、燕、蔡、卫、宋、晋等《世家》有相对应的关系。周初诸侯国皆为周王所封，或为王室亲族，或为开国功勋，或为前代王室后裔，皆以周王为天下共主。诸侯多为积善累德者。鲁周公“愤发文德，天下和之”；[10]（P3307）齐太公主国修政，“人民多归齐”；[10]（1480）燕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10]（P1550）这些人物的活动，反映出周代以德治天下的特点。西周末年政治腐败，导致春秋时期天下分裂，政出五伯局面的形成。齐桓公九合诸侯，霸功显彰；晋文公作王宫于践土，会盟诸侯；楚庄王陈兵周郊，观兵问鼎。吴、越亦先后执牛耳于中原。司马迁记五伯争霸之时，大量穿插其他国家人物的活动，反映齐、晋、秦、楚等国力量不断强大，“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10]（P509）而诸侯势力在争霸战争中渐被削弱，卿大夫的力量不断壮大。三家分晋，田氏灭齐，春秋一变而为战国。司马迁写春秋史，不仅反映春秋时期天下分裂，诸侯力征的时代特征，而且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于战国时代，司马迁增设韩、赵、魏、田敬仲完《世家》，以示七雄并立局面的形成。《列传》所载战国士大夫人物多达百余位，有四公子及吕不韦等权贵政要，有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谋臣策士，有孙膑、乐毅、白起等兵家战将，有商鞅、吴起、李斯等变法人物，有庄子、孟柯、邹衍等诸子人物。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中，见出士大夫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陪臣执国命的时代特点，同时亦见出各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发展，小国不断被大国兼并，战国时期的分裂中，已孕育着秦的统一。秦统一后为维万世之安，打击六国旧贵族势力，又为平民布衣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条件。历史再变而入秦楚之际。司马迁立《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等，表明政治权力转移到这些“无尺土之封”的草莽英雄之手；与之相呼应的是一大批布衣平民徒手取卿相之尊。司马迁为肖何、曹参、陈平、韩信、樊哙、灌婴等立传，正反映了秦汉之际巨大的政治风暴震撼整个社会，说明汉高帝得以统一天下的原因。司马迁写秦汉史，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人物的活动来描写郡县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的情况，以显示秦汉时期的统一与三代的帝王君临天下之不同特点。总之，司马迁叙史，力求从变化中考察历史的进程。他从历史人物活动及其联系中显示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又从历史人物活动的变化中，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从而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与“变”是由横向空间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及其变化所决定的。这是司马迁考察历史进程所表述出的最为深刻的思想。当然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对这一思想作出阐述，而且大概由于史料的缺乏，他对某些方面（如五帝时期、西周向春秋时代过渡）的描写还有些欠缺，但他叙史时表现出了这一思想，则是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