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分析三代之兴亡，以为帝王所得之天命实则为民心。然而他论述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如秦汉之兴，却没有用民心来解释。在分析秦一统天下的原因时，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10]（P685）又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10]（P1864）秦以一偏远落后之小国终得以平定海内，盖得天助。秦所得之天命，当不为民心。论秦之德义尚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其何德之有？何能得民心？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天”究竟指的是什么？对此，司马迁自有解释。他分析战国形势时说，“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10]（P685）司马迁认为，山东六国为谋私利而相互争斗。它们也曾联合抗秦，但又各怀鬼胎，“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结果是一盘散沙，反倒为秦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对于魏国来说，即使得到信陵君这样的贤臣，也不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秦灭六国“乃六国自相灭也”。[11]（P27）六国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却为秦的统一扫清了道路。这当然不是六国的目的，也非秦的意志所能左右。这难道不是天命？司马迁分析汉之兴，提出了同样的认识。他说，秦始皇统一后，患兵革不休，堕坏名城，销毁兵器，打击豪强，以图维万世之安。然而这些措施恰恰促使了汉的兴起，“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佚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10]（P760）秦维万世之安的措施，却导致了自身的灭亡，为刘邦由布衣而登帝王之位提供了条件。这也不是秦的目的，更非刘邦的意志所能左右。对此，司马迁大为感叹地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可见，司马迁通过对秦、汉历史演变的分析，对天人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天是源于人们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和欲望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12]（P276-278）
    波利比乌分析地中海世界统一于罗马这一历史巨变时，也频繁地使用了命运一词。他说：“我们所处时代特点的令人惊愕之处在于，命运迫使几乎所有世界上的事件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服从同一目标（即罗马的统一）”。[7]（V.1,4）波利比乌所谓“命运”，并非一种托词。因为他对罗马征服成功的原因，已有深入的分析。他说，罗马政体由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因素混合而成，具有极大的优势。依靠这种政体，罗马人追求的“任何目标都能实现”。[13]（P317）罗马军队由公民组成，较之迦太基的雇佣军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宗教在“保持罗马国家的凝聚力”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4]（P741-742）这些分析，都是切切实实地立足于人事之上的。而且从波利比乌的话语来看，其所谓“命运”是有深刻涵义的。他称“命运”“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说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并非出自罗马人的意志，而包括罗马在内的地中海所有国家的活动都受到命运的驱使。波利比乌所谓命运之涵义，从其叙史中已表述出来了。对罗马征服的过程，波利比乌是通过一系列重大战争来展现的。在他看来，这些战争都是由罗马敌对国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引发的。例如，他指出，自第二次布匿战争始，罗马有了明确向外扩张的目的。而这场战争却是由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地区的扩张而引发的。也就是说，迦太基人的扩张势力，却引发了罗马人有目的地对外扩张。又如，希腊亚加亚联盟首领乘罗马人忙于在迦太基作战，西班牙等地爆发反罗马起义之机，企图摆脱罗马的控制，结果以失败告终。波利比乌说，亚加亚联盟首领错误的决定，“带给希腊人的是迅速的失败”。[7]（V.38,18）不仅罗马的敌对国，甚至一直是罗马盟国的帕加玛等，最终也难免沦为罗马附庸。总之，地中海国家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或与罗马对抗或与罗马结盟，结果却无不事与愿违。而罗马人“正是通过别人的错误决定使自己得益，发展并确立了自己的权力”。[7]（V.31,10）地中海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却促使了罗马征服的成功。这不是它们的目的，也非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这就是命运，这就是“迫使几乎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服从同一目标的命运”。由此可见，波利比乌的命运与司马迁的天有大体相同的涵义。
    司马迁和波利比乌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得出了大体相同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继承前辈史家的思想，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春秋以来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殷周时期人们所谓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国运与君权之兴亡，不在神而在于民（见《左传》桓公六年、庄公三十二年、僖公五年、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上》等）。而古希腊修昔底德等史家能够在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时，都断然地拒绝考虑神和命运的作用。这种重人事的思想，已表现在司马迁和波利比乌对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的解释中。然而作为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并不满足于对传统思想的继承，而是力求提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思想。他们对近现代历史演变的解释，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认识：人类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换言之，是人的需要、热情，即人的欲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们都有自己的欲望，并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彼此相互冲突地活动着，结果却顺应了与自己意志相违背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天。天源于人的活动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高居于人的意志之上。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认识，涉及到历史哲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人类历史是在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又是人的意志的结果；“恶”（欲望）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当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认识还限于直观经验之上，他们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也没有把这些思想贯穿于对各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的解释之中。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已足见其非凡的历史意识，代表了中西古典史家对天人关系的最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