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西方国家带着资本主义的潘多拉魔盒来到东方，面对高强度的外压，中日两国面临民族谋生存、社会寻转型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一举成功，完成了外源型的社会转型，走上近代化道路，中国社会转型何其艰难，起义、改良、革命等一次次探索一次次失败。太平天国起义对大盐平八郎起义、洋务运动对诸藩改革、戊戌变法或辛亥革命对明治维新，要说斗争的规模、水平、质量哪一次也不比日本差，结果却截然不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两国传统社会结构体系的三方面进行探索。
    一、政权体系的比较
    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万代皆效秦政制"，从秦至清贯穿始终，基本没有多大变化。这种体制以一个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官僚体系和行之有效的郡县机构，"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注：《史记·秦始皇本记》。），最终集中于皇帝之手，"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注：《汉书·叙传》。）。形成中央政府、专职官吏、郡县制度三位一体政权系统。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直到清代，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政治权力。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起义反抗不少，自然灾害不少，但凭着富有弹性的政权体系、系统的供水工程、精耕细作的农业，在历经了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灾荒后，又能够自我调节地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维持着中国人的温饱，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前一直处于这样的循环状态。
    日本的政治体制在德川时期，中央政府处于"二元制政治结构"，既有天皇领导的朝廷，又有将军把权的幕府。天皇被看成是"神的子孙"，是日本整个国土和臣民的所有者和最高统治者，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和精神权威，是日本国的象征。但是，实际政治权力早以被将军剥夺，并受到将军的严密控制，其经济地位也只相当于一个小藩国。名义上将军是由天皇任命、向天皇负责、为天皇服务，实际上将军是日本最高的主宰，据有政治上、经济上的极大权力。这就形成了君主的名份与将军的实权的分离，形成了"朝廷"是最高的权威、"幕府"是最高的权力这样一种"二元制政治结构"。同时，中央与地方又形成政治权力的多中心，即幕府与地方政权机构的260多个藩国的关系。幕府对藩国的控制，除了要求藩主（大名）对幕府的效忠，限制他们的军队规模、防御工事，承担各种劳务，把大名的妻子置于江户为人质，实行"参觐交待制"等之外，各藩主在自己的藩国内却拥有非常大的自治权，享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的独立性。由此可见，德川时代的政治结构是由比较松散的中央政治机构与高度发达的藩国统治组成，形成二元制结构与多中心分权体系的特点，故被称为"幕藩体制"。
    这两种政体具体表现为：
    在中国，高度集中。皇帝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与意识形态权威于一身，基本不存在名义权力与实际权力的分离，国家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均由皇帝独断专行。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形成后，虽历经改朝换代并没有削弱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君主专制主义的权力，到清代由于继承和发展了明朝极端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使中国的专制主义达到了顶峰。地方不能发展军政力量，中央通过郡县制、科举制任免地方官吏、控制全国。在土地辽阔、生产力落后、权力欲胜行的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制是避免纷争和割据、保证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斯大林说过："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割据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注：《斯大林文选》第303页。）
    在日本，中央对地方容易失控。幕府虽有统辖各大名之权，但对藩国并不拥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各藩有较大的独立性，拥有各种大权能与幕府抗衡，可以不顾幕府之令，甚至可以反其令而行之，进行地方割据、培植离心力量等。十九世纪中叶，幕府通过"天保改革"实行一系列强化幕府统治，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禁止农民持兵习武、结党滋军，禁止农民居住江户等。但改革之风一起，西南诸藩乘机与幕府背道而驰，进行诸如减轻贡租负担，殖产兴业，整顿财政，打破门阀制度，擢用中下级武士，奖励西学，引进西文先进科学文化和军事技术，派人留洋学习等。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地方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尾大不掉，幕府失控。
    中国流动型开放性的官僚体制。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一个先进的、开放性的体系。从隋代到清末一直都实行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即使出身卑微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也能通过考试而跻身封建统治集团。最显著的特点是：（1）面向社会选拔人才，充分扩展了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把全社会的精英分子集中到统治集团中来，不断地增加封建机体的活力，同时也相应地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有利于政权乃至社会的安定繁荣。（2）各朝各代杰出人才密集地涌现在政权体制内，为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创造了优秀的中华文化。（3）造就了一支具有高度文史知识素质的官僚队伍，建构出一个相当先进完善的政府组织形式。考诸世界各国选拔任用官吏的各种制度、方式，可以说中国建立了世界最早的、最完善的、最公平的、最合理的文官政治。
    日本封建社会中等级森严，界线十分明显，不得流动，不仅"士农工商"不得跨越，而且统治阶级中下级武士、中级武士、大名、将军之间也不得有越雷池半步。社会上"士农工商"各个等级不仅不能通婚、而且连各自从事的职业都不能改变。统治集团中职位的封闭性，堵塞了中下级武士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压抑、埋没了全社会的优秀人才，从而引起广大中下级武士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实际上削弱了幕府统治的基础。同时，由于统治阶级成员是世袭制，任何一个其他等级不能跨越。下层群众与青年知识分子对幕藩体制不报任何幻想，丧失信心，当然容易联合起来变革现状。
    一般来说中央集权制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至少是现代化初期必不可少的政权形式，现代化通常都要经历权力的集中、权力的扩张、权力的分散三个阶段。亨廷顿曾说："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4页。）问题是过早地中央集权制和完美的科举制度带来更大的负面作用：
    首先，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很早就出现中央集权制，庞大的政权机构意味着国家要豢养大量的官吏和军队，必然加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等负担，使国家、人民过早地背上了沉重的赋税包袱，明朝的赋税分配是"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京师者十有九"（注：《明夷待访录·田制》一。）。清人王必敬有段议论："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然其粮米则倚办于江浙湖广之南北，至近在二千里外，远者且四五千。中间分私不赀之耗，至有费过本粮原额一倍者。"（注：《问斋文抄》17，王尔辑《裕国便民饷兵备荒兼得之道》。）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人为大调运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日本在社会转型中也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出现了大批官僚和军队，行政费、军事费用也突然猛增。不过日本由于国土狭小，很早形成了四通八达交通网（所谓的四海路五街道），在中央集权制形成以前一个多世纪即"江户时代的中期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基本完成"（注：依田熹家：《一九世纪后半にぉけゐ日中两国の近代化》，《日本の近代化とフジフ》，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シリ」16昭和58年，第5页。），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已很密切和成熟，社会生产力已经相当发展，而且还有一个富裕的中等阶级的支持，都市的消费不但未造成严重的困难，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二、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不容许半点与之相对抗的政治力量的形成与发展，任何新思想、新观念都难于形成，改革势力也难以摆脱君权的束缚而有较大的作为，更不要说是有政治远见和有抱负的人能干出一番大事，致使政治上的离心力量很难形成。由于没有"出气口"，反到容易促使阶级矛盾激化。这种体制下从中央到郡县的各级封建政权好像一个天罗地网把整个社会紧紧地箍罩起来，劳动人民很难逃脱它的控制。正如康有为所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载《戊戌变法》（二），第177页。）"作用越大，反作用也越大"，要么农民很难反抗，要么农民反抗特别强烈，农民不进行大规模的发动，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反抗和斗争；同时中央集权是一切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总体枢纽，全国农民的斗争锋芒也必然指向皇权，共同的政治目标也容易把各地的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农民起义规模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规模的战乱造成大踏步的社会经济倒退，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日本260多个藩国，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是彼此独立，各藩国间的横向联系相对少得多，这种情况下农民分别囿于各自的藩国中，彼此间的联系不可能很紧密，同时各藩国的斗争对象也不相同，因此日本农民的起义斗争处于分裂的环境中，当然规模从来都很小，日本的农民起义与中国的相比就是按人口比例计算，也从来没有像陈胜吴广或太平天国起义那样的声势和规模，造成的负面因素也就小。
    其三，科举制度的弊端越到后期越突出，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国门被打开后，中国被迫置身于全新的国际环境，在外压情况下，不得不面临走出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全西新历史课题，科举制度不仅不适应，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向近代社会迈进。（1）成为统治者束缚、控驭人才的工具。它以"机会均等"的方式，为中国社会所有的读书人提供了公平进取的可能性。无轮是谁只要苦读书通过考试就能成为统治阶级一员，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进入官场，但科举制却使人人都有进入的希望。一旦进入，在"官本位"社会中，就意味着拥有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权力与财富。不要说乡试、会试、殿试，就是通过初级的院试，当上秀才，就能享受免丁粮、食禀（国家供给衣食）和一定的政治司法特权。在这样的风气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尽管强敌进逼，狼烟四起，而众多的知识分子终日萦怀、孜孜以求的仍然是科举功名。既使庸才"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清末小说《孽海花》（二十回本第二回）说中国沦到任人蚕食鲸吞的地步，"就是害在那班帝王，只顾一时的安稳，不顾万世的祸害，造出'科名'两字，把全国人民的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2）科举考试重文轻武、重伦理道德轻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导向严重阻碍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和学习西方文化。宋代以后，整个社会倾向都是重文官轻武官，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职是文官，平级中武官得听文官的调遣，故有"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之说。明末利玛窦来中国，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军事科学在这个国家不受培育和重视"，中国人"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儒生），也不愿做最高等的武官"。"学而优则仕"，于是在学好文才能为官的价值取向中，自然科学、实用技术就被知识分子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甚至"坏人心术"。而西方文化是崇尚"武"与"力"，它是以科学技术的"坚船利炮"和精美的商品来到中国的，两种价值取向和风貌截然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有着天然的隔膜和排它性。所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带来明显高于中国水平的天文、数学、历法等西方的自然科学，只有徐光启等极少数知识分子重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抱之漠然，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者甚寡。日本则不然，开国后，上至幕府下至各藩国都掀起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新潮，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森岛通夫分析的："中国官僚精通中国古典著作，善于舞文弄墨；而日本的武士官僚却对武器感兴趣，然而又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兴趣"（注：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中译本），经济日报社1986年版，第14页。）。（3）科举考试的经典教材。囊括四书五经的八股选本泛滥明清五年百，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视野和思维境界，在中国面对社会转型的时期，它的直接危害是严重妨碍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探求外部世界的知识，因为西方文化无助于他们应试。就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以后科举制度的巨大诱惑力也没失效，知识分子仍然无心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同样一本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成为抢手书籍，在中国确无人问津（注：1862年日本维新派青年武士高杉晋作到上海看到中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亦均绝版不禁感慨万千。）。直至清末中国文人对世界知识仍无进长，光绪年间官至大学士的徐桐决不相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认为"这是法国和英国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注：《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清末的一次科举考试，考官出一道论题《项羽拿破仑论》，考生们均不知拿破仑为何物，于是有答案曰："夫以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安有一破仑而不能拿哉。"（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而集·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二、经济体系的比较
    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都是该社会政治的基础，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以封建的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变革封建土地制度为资本主义土地制度是近代化的根本任务之一，中日两国的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同结构，是决定两国社会转型成败的重要因素。
    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它不仅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手工业、商业、城市面貌，甚至上层建筑和国家组织形式的某些特点也由此派生出来。土地买卖又是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最根本特点，无论是谁只要有钱就能自由地成为地主。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土地买卖的记载，"弃其田耘、卖宅圃"（注：《韩非子·外储说》。）。到商鞅变法时就肯定了"除井田，民行买卖"的合法性，秦汉以后土地买卖就成为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唐宋以后，商品经济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土地买卖随之趋于频繁，"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注：《袁氏世范》三，《治家》。）。这种论述如实反映了当时土地转手的状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土地买卖也更为颇繁和迅速，当时流传这样的说法："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十年之间，已易数主"（注：《履园丛话》四，转引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9页。），"千年田，八百主"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