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土地自由买卖，使得土地占有多少不再取决于等级身份的高低，而主要取决于经济力量的大小，因而国家就不可能根据政治、法律地位为土地的占有划定有效的法定界限。正因为没有土地占有的等级限制，所以"身无半通青纶之命"的地主，可以"有千室名邑之役"，可以"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注：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这种现时的经济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产生了"富为上，贵为次"的观点。由于土地自由买卖，于是商人、手工业者就根据"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注：《史记·货殖列传》。）的原则进行经济活动，只要赚到了钱，首先就是在农村买一片田土，"以货殖务，有田万顷"。就是到了商品经济很发展的晚清时期，这一原则仍然坚持着，清代尚有"末不忘本，风气使然"，上至绅富，下至工贾，"羸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实际上"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利百倍"，为什么人们还要广置田产？据《恒产锁言》记载："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速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虽有强暴之人，不能竞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以趋。千万顷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蓄聚，一无可问，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夷垦辟，仍为殷实之家。呜呼！举天下之物不足较其坚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注：张英：《恒产琐言》。）土地不但是摇钱树，而且是保险箱。这种思想支配下封建社会的治家格言就是"理家之道，力农者安，专商者危"（注：《西园闻见录》34，《开垦》。）。人们选择职业的原则是："耕读为上，商贾次之，工技又次之。"（注：张又渠：《课子随笔》三，《宗约》。）
    由于购买土地有如此好处，所以，封建社会中任何人一经寒熬苦读取得功名，无一例外的第一件事就是广置田产，当然同时也经商，这就形成了统治者集官僚、地主、商人为一身。另外，土地的自由买卖使之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有钱时买，无钱时卖，因此土地总保留在社会上富有的人和有权力的人的手中，反倒加强了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稳定性，从根本上维护着封建制度。同时，土地的自由买卖，把没有任何等级特权的工商业者、高利贷者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连成一片，在土地问题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形成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封建的土地制度。经济利益使得封建统治阶级与封建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封建制度自然就特别牢固。所以，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神经是相通的，对任何损害封建经济制度的事情都能产生共同的抵抗性。
    日本的封建制度大体与西欧的封建土地制度相同，实行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将军为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拥有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的领地，其余的分封给260多个封建大名，大名的领地不能买卖或转手，实行长子继承制，只要向将军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就能够世代领有。这就使得地产占有在家族中非常稳定，基本上没有扩大或缩小的现象，成为一种"硬化了的私有财产"。所以，马克思称："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5页。）与欧洲领主所有制不同的是，日本的大名跳过武士直接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农民只要按规定完租税、服劳役，土地就可以世袭耕种。而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庞大的武士集团（武士40万加上家属约2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15），竟无方寸土地，也不能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唯一的生活来源是以卖身为代价从大名处换取一定数量的永远也不会有增加的禄米。
    武士的身份高与低是"根据石高的多寡，决定各武家的身份和家格"（注：《体系日本史丛书·社会史（二）》，第37页。）。"中级武士每年收入数则在三十五石以下，这就将他们置于和农民同样的经济水平上了"（注：诺曼：《日本维新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页。）。这份禄米并不高，仅够勉强维持生计而已，他们这点少得可怜的禄米，还要进行二年一次的参觐交代制度耗费去颇大部分，同时他们还要过着双重都市生活，又耗去部分。幕府后期大部分武士的经济生活实际上比农民还差，这与他们荣耀的政治地位不相称，幕府自己破坏了统治阶级政治力量的平衡，武士作为统治阶级，脱离土地也就脱离了财富的源泉，使得这个阶级极为脆弱。
    十八世纪是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也是社会财富大转手的时代。一方面商人成为财富的所有者，另方面武士成为贫困的拥有者。商人很多最初是靠负责经销各大名的实物、掌管收支出纳、汇兑货币等，利用享有的很多特权从中谋取巨利，日久天长手中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反过来向大小封建领主举借放贷、通融资金，成为城市中的暴发户，"拥有全社会财富的十六分之十五"。这个史料可能有夸大，但至少可以说明商人的富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大名和武士经济力量的削弱，参觐交代大名需要支付大量费用。由于年贡的货币化、生活用品的商品化，造成各藩财政破绽，加贺藩原来是个富藩，但在1682年一年就亏缺7000贯银，只得向京都、大阪富商借贷。水富藩自1701年起每年财政收入不足35万石，甚至连武士的俸禄都难以发放。"现今之诸侯，不论大小，无不倾心垂首于町人，依赖江户、京都和大阪等地的富商，以求续计流世。"（注：田名纲宏：《新日本史研究》史料五十六，第257页。）以至出现"大阪商人一怒，天下大名为之震恐"的局面。大名、将军在入不敷出时第一个办法就是将危机转嫁给中下级武士，时常挪借、缩减俸禄，甚至裁员"近来诸侯无论大小，均感国用不足，贫困已极。借用家臣俸禄之事，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注：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中译本），第29页。）。"大小诸侯，因穷人增多，以至难以维持政务，特别是对于陪臣，须裁减三成或半数，甚至其他人也遭到减薪，真是可怜"（注：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改造社1928年版，第296页。）。有些下级武士贫困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贱者犹不如。"导致"藩士大多恨主如仇"。广大中下级武士为了生存，只得改事他业，从封建阶级中游离出来，成为了其他阶级的一员。日本的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结果起到破坏封建制度的作用。
    幕府最高统治者为与这种领主土地占有制配套，进行严格的社会大分工，规定"士农工商"各个等级，安心本职，不得互相从事其他职业，企图从根本上巩固封建制度。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正是这种严格分工，使得社会毫无弹性，从而在根本上破坏和动摇了封建体制。幕末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当艺人，从事手工业者有之；当商人，成为批发商行老板者有之；当浪人，变成无业游民者有之；当养子、入赘、卖身份者有之；当医生、教师等自由职业者也有之。武士遍布于所有职业，成为其他劳动阶级的一员，他们对旧的封建制度没有任何值得留迹的，相反还愿意推翻这个制度。日本土地本不能买卖，但在经济浪潮中得宠的豪商们，仍有不少人从领主处承包开垦荒山荒地，蚕食领主的利益。于是他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需要得到领主的保护，与领主一起共同剥削租地耕种的农民；另方面总想破坏这种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
    中日两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不同，对于两国的近代化运动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中国的地主制经济结构具有较大的弹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冲击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土地的流动性反倒造成地主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它不利于封建统治集团的分化，使得改革派的势单力薄，改革难以成功。而日本的领主土地占有制经济结构太僵死，毫无弹性可言，使得统治集团中出现硬性的严重分化，中下级武士成为封建营垒中冲杀出来的革命者；"新开地"的结果使新兴地主成为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的反对者；同时商人在日本经济结构的缝隙中发展起来，成为封建社会的对抗力量。这三支力量开国后形成一股合力，在武士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明治维新。
    三、意识形态体系的比较
    众所周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与日本均属儒教文化圈，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整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思想体系。2000年前汉武帝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教思想浸透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作为维持封建社会体制的基本原理以及伦理道德的根据。应该说儒教学说中有许多直到今天来看都有合理的现代化的因素，就连韦伯都认为，传统中国有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因素。那为什么中国的儒教体系产生严重排它性，而日本的儒教体系却能产生巨大的兼容性？主要原因如下：
    在中国，儒学的主要功能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中国从隋唐乃至清末一千三百年来，一直实行科举考试选官制度，不论门第，不问出身，只要熟读儒教经典，考试合格就能成为官僚，立身出世。通过这个办法巧妙地收买天下英才、笼落文人学者，旨在用儒教经典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官僚是信奉儒教伦理道德并能辅助封建王朝统治的奴才，以此来强化封建统治基础。利用科举制度的合理性诱使万民为博取功名而听从或拥护封建专制，儒教经典重理论轻实际，是一种非运用性的学问，这就把全社会都吸引到空谈的儒教上来。自科举制度创立后，我国历代帝王无不照样采用。这样儒教由科举传了出来，占据意识形态的整个空间，如果限制了儒教范围就限制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就限制了国家的官僚机构，就限制了国家自己。整个意识形态空间都被儒教占据，新的思想文化没有一点空隙。所以由于科举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延迟和拒绝近代西欧科学文明"（注：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亚洲研究所纪要》1987年第14号，第36页。）。
    在日本，儒教的功能是一种知识性和伦理性的思想。1862年一批日本青年武士乘"千岁丸"访问上海，两国青年交谈时有个中国青年与一名叫日比野辉宽武士的对话，可以了解两国的儒教功能的差异：中国人问"久慕贵邦尚文，兄所读何书？"日比答"读四书六经，旁阅历史编类。"又问"贵邦取士以文章诗赋否？"答："我国取士，以实行才略，不以诗文，然能诗文者不乏"（注：日比野辉宽：《没鼻笔语》，第263页，转引自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日本的官僚制度一直是世袭制和门阀制，早在儒教传入以前武士就已经被训练成能胜任各级政权机构中的文武官员了。十七世纪初德川家统一日本后把儒学作为官学，目的是"欲以诗书之泽，销兵革之气"，主要是用于伦理方面，也仅限于伦理方面，被称为"是一隅之学"。所以，一开始儒学就被限制一个非常狭小的有效范围内，其他范围无效，把剩下的空间让给了其它文化。德川时期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他提出"东洋道德，西洋技艺"（和魂洋才）。他把西洋的理和东洋的理分开来，东洋的理只限于立场、道德方面，西洋的理是世界的理。日常道德的理只能用东洋的理，其他方面的理就是西洋的理。所以西洋思想的传入日本没有意识形态方面障碍。1862年（中国开国22年、日本开国8年）中国能读能教洋文的只有11人，而日本已有500人了（注：井上靖：《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9页。）。
    中国背上儒教文化的沉重包袱。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华文化世界，统治和维持这个世界的核心就是儒教学说。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前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基本上居于单向输出的态势，对外是"泽被四海"的。这种思想支配下沉积着消极的一面，抱残守阙，盲目自大。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是文化的本源。以至造成把自己看为"上国"，居世界之中，连朝廷也称为"天朝"。把周边民族称为"夷、狄、羌、蛮、"，近代又把西洋国家称为"夷狄蛮貊"（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就强迫中国接受一条条款："凡欧洲人不得称之为蛮夷。"不过中国人仍不改其宗），对西方先进的科技产品看作是"奇技淫巧"，加以排斥。如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赠送的礼品中有很多当时欧洲最先进科技产品，像望远镜、透光镜、小铜炮、装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等。乾隆皇帝虽对这些产品表示赞赏，但又装模作样，说天朝"无所不有"，"从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页。）。在这种心态情况下对世界形势和外国的情况毫无所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文人汪仲洋曾用"鹰嘴猫脸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注：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第191页。）的诗句描写英军，在汪仲洋的心目中，英国人用布裹缠着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不能奔跑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怕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也认为英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78页。）。鸦片战争进行了两年，道光皇帝还要人向英军俘虏提问"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第1776页。）。连文人墨客、高级官员乃至皇帝尚且作出如此荒诞的结论，一般民众就可想而知。
    这种盲目自大构成了封建社会晚期，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负面特征，正是这样一种负面特征支配着上至天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的思想和活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民族沦亡的危机迫使国人不得不重新认识那些"蛮夷小邦"。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一批有识之士正视现实，主张向西方学习，积极介绍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然而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这类人物廖若晨星倍受摧残和打击。六十年代在官方所允许的洋务运动中，洋务论者为减少阻力往往要牵强附会的解释：现在的"西学"其源头就在古代的中国，西洋的机器和技术原理早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就有发明，因此引进西洋的机器绝不是中华的耻辱（注：小野川秀英：《清末政治思想的研究》增订本，第1969页。）。七十年代慈禧太后还要用钱把洋人修的铁路买回来进行拆毁。九十年代好容易有了一次富国强兵的戊戌变法，也因慈禧太后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就请而易举地镇压下去。直到中国成了货真价实的半殖民地后还自欺欺人地说"西洋人来中国是敬慕中国文化，一直固守陈见，不想认知西洋的近代化"（注：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教学说，是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共同的思想准则，在具有特殊凝结力的统治阶层里难以产生能与此相对抗的革新思维和革新势力。
    日本则不同，本身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地处东亚一隅，长期与世隔绝，在文化上总是处于劣势状态。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态势，使其对外来事物天生有一种敏感性和好奇心，从来都乐意接受高层次的文化，所以养成一种接受外来文化的习惯，"抑我帝国人民，自古以来即有取他国之所长，去旧习而移新规之风，所谓君子豹变者……"（注：永家三郎：《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青史社1974年版，第354页。）。在古代，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思想，引进中国的文物制度，以中国为榜样、为目标，走汉化道路。日本的儒教思想体系具有开放性的一面，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没有心理障碍。"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外国文化，不是看作异端，也没有排斥和偏见，而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并积极的进行全力移植和吸收。"（注：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发展的根本原因》，第286页。）日本的民族文化，从整体上来说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勇于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主要特点。
    从十六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来到日本种子岛开始，日本人的好学之风就反映出来。据说当时葡人中有会制造鸟铳的，岛民金兵卫尉清定奉命向其学习，他提心葡人不肯认真传授技术，不惜将自己年仅十七岁的女儿献与葡人技师，终于学得制作技术，而后传遍日本全岛。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幕府下令洋书解禁后的百余年间，体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兰学在日本进展迅速。兰学从医学开始，继而发展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地理学乃至政治学、经济学等。光翻译西学著作就达500多部。开国前日本的兰学私塾已经比比皆是，兰学者也已经遍布日本各藩国，开国后西化运动在日本朝野已经广泛接受。武安隆教授曾举了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日本横须贺的久里滨伯理公园在当年美国黑船来航登陆的地方，巍然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陈设着种种有关纪念品和文书、出版物。在我们看来，伯理当年以坚船快炮为手段，强制日本开国，其实质是地道的殖民主义行为，而日本人却不作如此观，有些人甚至把其看作"恩人"，认为日本民族能有今天，和此人1853年的来访不无关联。福泽渝吉就曾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注：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所说的："对于引进欧洲近代文化，中国人比日本人方便得多：但他们对此却不关心。日本的条件比中国恶劣，但却热心从事，故在近代化事业上比中国捷足先登。"（注：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如前所说，中日两国同属儒教文化圈，但由于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的不同，中国没能使儒教文化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活用，而只是固守僵化；日本却充分利用儒教文化促进近代国家的建设，与西方近代文化相遇时不像中国那样简单地使两者对立或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而是尽力避免两者冲突并使之融合活用。中国的儒教文化对其他文明具有强烈的排它作用，所以社会的变革要比日本困难得多。即使进行近代化也如日本学者所评论的："中国的近代化如现代中国也能明确看到的那样，一面拒绝西欧化，一面边走边找独自的近代化路程。"（注：河田悌一：《中国近代思想与现代》，日本研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