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仍是滑稽可笑的老样子！"在1990年11月2日下午3点半与几位内阁成员的告别会上，撒切尔夫人不无感慨地说出的这句话，标志着战后英国政治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从1979年到1990年间，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间长达11年，是20世纪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在历史上也仅次于曾连续15年担任首相的利物浦勋爵。从撒切尔夫人夺得保守党领导权的1975年算起，她担任保守党领袖的时间长达15年零9个月， 其间领导保守党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胜利，这一记录在20世纪无出其右者，在整个保守党历史上也仅有德比勋爵和索尔兹伯里侯爵担任领袖的时间长于撒切尔夫人。
    关于撒切尔政府各项政策的得失成败，学术界一直多有分歧和争议。总起来看，论者不外乎是持赞美和批评两种意见。以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为例，支持政府的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经济已经扭转了以往相对衰落的趋势，英国从80年代开始进入到一个经济复兴的时代。（注：A.Walters,Britain's Economic Renaissance: MargaretThatcher's Reforms,1979-1984,Oxford,1986.）尤其是， 撒切尔政府在供应领域实行的一系改革措施，极大地改善了英国经济的运行环境，其范围之广泛，收效之卓著，堪称是一场"供应领域的革命"。（注：P. Minford,The Supply-sideRevolutioninBritain, Aldershot,1994.）撒切尔政府的要员则志得意满地宣布，英国在80年代创造了生产力奇迹，从落后者一跃跨入世界经济的最前列，人们已不再谈论什么"英国病"， 而是惊奇于"撒切尔奇迹"。 （注：N. Lawson, TheViewfrom No.11,London,1992;N.Ridley,My Style ofGovernment,London,1991;N.Tebbit,Unfinished Business,London,1992.）
    另一方面，批评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家则指责，所谓的"撒切尔奇迹"是一个弥天大谎，是通过娴熟但下作地摆弄统计数字后炮制出来的。撒切尔政府的各项经济指标要么比过去低，要么比同期的其他国家低，在很多方面则是既比英国过去低也比其他国家低。（注：K.Couttsand W. Godley, TheBritishEconomyunderMrs. Thatcher, inPolitical Quarterly,1989,vol.60,No.2,pp.138-161. ）当时的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和影子内阁工业政策发言人戈登·布朗更是指责撒切尔政府出于政党政治目的，把北海石油和私有化的巨额收入用在减税上面，却没有实现英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严重损害了英国经济持久发展的基础。（注：N.Kinnock,Making Our Way,Oxford,1986;G.Brown,Where thereisGreed,Edingburgh,1989.）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把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视为一场大规模的实验，分门别类地对各项经济政策作出评价。（注：C.Johnson,The Grand Experiment:Mrs. Thatcher'sEconomyand how it Spread,Boulder,1993.）实际上，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地方，用不同的经济指标、比较对象和比较时期来衡量，将会对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状况作出不同的评价。尤其是，有些政策的真正后果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方能显现出来，而且，撒切尔政府的经济及其他各项政策，例如私有化政策和工会立法，往往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时很难把政府的纯政策考虑与其中蕴涵的意识形态成分区分开来。因而，我们应当把撒切尔主义当作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从整体上把握撒切尔主义的实质，而不是去一一评价撒切尔政府的各项记录。
    一
    我们剖析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国家"与"市场"这一组互相对立的概念。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不仅能够使我们摆脱就事论事的案臼，宏观地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撒切尔主义的实质，还可以把撒切尔主义放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撒切尔主义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在国家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背后，是集体与个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归结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436页。）很显然， 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国家的经济职能是有限的，其对社会生产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影响属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范畴。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上层建或的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了大大加强，国家发挥作用的范围、方式、渠道以及这种作用的性质都与过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所谓"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二重性负起多重职能，既填补市场的职能空隙，也干预积累过程并补偿它在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国家必须既对资本主义的私人积累过程作出反应（即作为履行全部职能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选择地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即作为市场补偿和替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注：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我们关于撒切尔主义的基本论点是：撒切尔主义是一种以改变国家与市场两者之间力量对比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权战略，撒切尔主义根本性的一点在于，它试图在不改变英国现有宪政体制的前提下，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撒切尔主义的要义是使国家在一个最合适的程度上对市场领域进行干预，或者说寻找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最佳交汇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对立有了新的含义，收缩国家干预的边界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而仅仅是把政府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中央政府应当只控制那些必须也能够由中央控制的事务，也只有在这些领域中政府的干预才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这么认为，撒切尔主义的10年统治改变了英国政府政策的首要目标。
    我们认为，在评价撒切尔主义时，应该以战后英国政治的发展脉络为基本线索，既对撒切尔主义的主要政治实践进行实证考察，也分析作为撒切尔主义思想源头和理论指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注：王皖强： 《撒切尔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7 年第三期。 ）战后英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形成了所谓的"共识政治 "（Consensus Politics），而这种共识政治的主线就是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工党与保守党精英统治阶层迫于战后新形势的压力而不得不修正各自的意识形态，工党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推行温和干预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保守党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主义，宣扬所谓人道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双方都在走一条"中间道路"，都不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完全对立，转而坚持"第三条道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从政策层面上看，战后历届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在发挥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同时，极大地强化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充分就业、推行大规模国有化以及建立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保守党与工党之间基本的政策共识。这些政策推行的结果，使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干预的政府取代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守夜人"式的国家，标志着英国政治进入到集体主义政治的新阶段。普遍认为，这种集体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对国家干预的认同，虽然这种集体主义政治离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它却无疑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修正。
    我们之所以选择国家与市场这一组概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此可以将撒切尔主义与当代西方的一股右翼政治、经济思潮紧密联系起来。60年代末以来主要在英、美两国出现的"新右派"思潮对撒切尔夫人个人的影响以及对撒切尔主义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新右派理论家不仅为撒切尔政府的有关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右派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
    为什么我们要给予新右派政治思潮以如此的重视呢？首先，撒切尔夫人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之所以会出现人们所谓的"撒切尔主义"，离不开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理论的支持乃至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其次，以撒切尔主义（也包括里根主义）为代表的80年代英、美两国政治具有一个不同以往的基本特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家的口头表述上，也反映在政府实际政策所反映出的政治教义中。
    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政党政治源于并且反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对实际政治领域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剖析撒切尔主义，其一是政策层面，即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实践，其二是意识形态层面，即作为撒切尔主义思想渊源和理论指导的政治思潮。换言之，我们是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撒切尔主义"这一术语'，力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对战后以来的英国政治作出诠释。
    在50、60年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党政治都出现了政策取向趋同、意识形态淡化的现象，其在政策上的反映就是共识政治，在思想上则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西方民主政治的钟摆是反复无常的，在经过20年的向左摆动后，凯思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遭到越来越多的抨击，人们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政治的天平开始向右倾斜。实际上，战后国家干预由弱到强的发展，正是新一轮国家干预由强转弱的先声，新右派首先在理论上确立了减少国家干预的原则，在战后共识政治的废墟上"崛起"的撒切尔夫人及保守党右翼则在政治上把这种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付诸实施。
    当然，如同绝大多数名称上冠以"新"字的政治派别或思想流派一样，新右派的理论和学说到头来不是新瓶装旧酒，就是把新的内容硬塞到老的框架之中。不过，新右派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运动或理论流派，而是一个松散而庞杂的混合体，人们往往将各种观点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理论和学说归于其名下。因此，我们有必要作出一个基本的区分，把新右派思潮看成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权威主义的结合。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构成了新右派的两大主流，为区别起见我们分别称之为"新自由派"与"新保守派"。
    一言以蔽之，新右派的宗旨是重新界定国家、市场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新右派理论家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选用国家力量来实现某种社会目标，而是社会和经济生活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来控制和调节。尽管新右派成员在有关问题上各持一词甚至针锋相对，但我们将要论证，新自由派和新保守派之间在减少国家干预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的主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抨击福利国家政策、主张以市场力量调节经济生活、呼吁加强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增强国家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新右派思潮结合了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而撒切尔主义政治则涵盖了这两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并存不仅体现在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而且也体现在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政治之中。
    在对撒切尔政府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时，我们面临一个如何着手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论述80年代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各项政策，而是在分析撒切尔政府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清晰的关于撒切尔主义的观念。因此，我们认为，撒切尔主义研究的对象应该是那些撒切尔主义所特有的、能够突显出撒切尔主义本质的政策，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推行的内外政策。总之，我们不应当把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与撒切尔主义的政策完全等同起来，这两者之间虽然并非绝然不同，但的确可以作出区分。
    那么，我们选择撒切尔政府的哪些政策作为我们剖析撒切尔主义的切入点呢？英国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线索。萨维奇和罗宾斯等人考察了撒切尔政府的15项主要政策，并把这些政策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激进变化的，第二类是有所变动的，最后是基本延续以往政府做法的政策。（注：S.P.Savage and L.Robins（eds.），PublicPolicy under Thatcher,London,1990.）显然，我们的分析应当、也只能集中在第一类政策上。1988年，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在一份关于英国大选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在以下五个政策领域中，撒切尔政府推行了与战后历届政府完全不同的政策，它们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公共部门的规模、工会政策、经济决策中的法团主义以及地方政府政策。（注： D. Butlerand D.Kavanagh,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987,London, 1988.）
    撒切尔政府在上述五个领域的政策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其一是以减少国家干预为基本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次是以增强政府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化为根本目的的新权威主义政策。研究撒切尔政府以货币主义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考察撒切尔政府大力推行的私有化，我们不难发现，撒切尔主义的宗旨是反对国家干预、强化市场力量的。从实际的政策结果看，80年代英国公共部门的规模大大减小，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确实在范围上有所缩小，力度也有所降低。然而，我们不应把这一过程视为国家撤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它只是以一种间接的、远距离的宏观调控取代战后以来直接的、近距离的政府干预：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代替了对社会总需求水平的微调；对失业者的培训计划代替了充分就业目标；对垄断性公共企业的调控代替了国有化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对工业有选择地进行补贴代替了无区别的普遍扶持；一言以蔽之，在撒切尔时代，国家干预依然存在，所不同的只是干预的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调控。（注：杨豫、王皖强：《论撒切尔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 期，杨豫、王皖强：《论英国国有工业的改造》，《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王皖强：《论80年代英国政府的微观经济改革》，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