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民主化，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大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是实现经济自由化，而与此同时国家干预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分析一下撒切尔政府的工会战略（包括摒弃经济决策的法团主义）以及地方政府改革，就可以揭示撒切尔主义的另一副面孔。通过对撒切尔政府在社会、政治领域几项主要的政策的分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整个80年代，中央的权威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国家干预的边界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80年代英国政治异常鲜明地显示出权威主义、反民主以及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注：王皖强：《论撒切尔政府的工会战略及其后果》，《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王皖强：《论80 年代英国地方政府改革》，《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撒切尔主义的上述两个层面看似互不相容，实际上却有着一种互补的关系，作为一种以改变国家与市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权战略，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权威主义并存、减少国家干预与加强国家权威并行不悖。从这一意义上说，撒切尔主义在增强市场力量的同时，深化了国家干预，但国家干预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
    在上台执政前夕，撒切尔夫人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必须一再强调，不管到达目标的道路多么漫长艰辛，我们要实现根本性的方向改变。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不是重蹈覆辙，我再度要求保守党信奉自由、自由市场、有限的国家以及强大的国防。"（注：M.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London,1993,p.15.）到1985年大选前夕，杰弗里·豪踌躇满志地宣布："我们已经重新划定了政治争论的共同立场的界限。是称之为保守主义的共识，还是新的激进主义，抑或是经济现实主义，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已经开创了一个后国有化、后工会专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再有尽人皆知的国家衰落，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注：P. Riddell, Thatcher Government,Oxford,1985,p.247.）
    在1979年以后的连续执政时间里，通过缩减国家干预的范围和改革中央政府机构，撒切尔政府对英国国家体制作出了重大调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撒切尔主义在国家干预的范围和方式上所带来的变化：一是政府的规模；二是私有化政策的实际结果；三是公共开支的基本状况。
    撒切尔政府试图通过改革政府行政部门和削减文官人数来实现压缩政府规模的目的。1979年，英国政府各部门约有73.2万名文职人员，到1983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0.6万人，到1989年英国文官部门更精简至58. 76万人，1990年，政府官员的人数增加了2万人。（注：J.Norman,Reconstructing the Welfare State:A Decade of Change 1980-1990,NewYork,p.221.）1994年4月，英国已仅有53.35万名文官。但这种削减主要是因为私有化和服务业承包所造成的，而且非工业部门文职人员下降的幅度很小，仅从1979年的56.5815万人减少至1994年的48.7435万人，而同期临时性雇员的人数却增加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撒切尔政府将大批文职人员分离到独立的公共机构之中，仅1990年就有将近6 万人从政府机关分离出去。这样一来，虽然中央政府的职能减少了，但这些职能仍由独立的公共机构继续执行，应该说是职能执行发生了转移。
    私有化是撒切尔政府推行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概括起来说，经过8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到1991年时，英国已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公共部门转制为私营部门，有65万名工人从国有企业转到私营企业工作，其中有90%的人成为了股份持有者；与1979年相比，英国的股份持有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从7%上升到20%， 国有经济部门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则从9%下降到不足5%；英国已出售了125万套住宅， 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常住房客所购买。另外，在国民医疗保健和地方当局也建立起服务业承包的体制。（注：S.Ludlam and M.Smith（eds.）， ContemporaryBritishConservatism,Hampshire,1996,p.150. ）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转移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国家干预的边界，但这并没有彻底消除国家的作用。例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撤出了经济领域，政府部门仍然对私有化企业施行宏观调控与管理。
    在控制政府公共开支方面，撒切尔政府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1978-1979 年度，英国政府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的比例为43. 5%，到1982-1983年度已上升到47%，1983-1984年度有所下降，但由于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影响，1984-1985年度上升到46.5%，此后才逐年缓慢下降，1990 -1991 年度公共开支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9%左右。1970到1990的20年间，英国政府开支年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左右，最高的年份恰恰是在撒切尔夫人统治时期，只是从1988年开始，撒切尔政府才在控制政府开支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注：J. E. Mullar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Expenditure,London,1993,p.24.）
    在社会福利领域，撒切尔政府总是持谨小慎微的态度，这与新右派的理论及撒切尔夫人本人的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事实上，市场的运作并不产生大多数人的幸福，任何一个希望重新当选的政府，不论它的官方教义是什么，都必须对无限制的市场力量进行干预。"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结构，撒切尔政府并没有摆脱60、70年代两党政府在社会福利问题上只能进不能退的困境，因而在削减公共开支、压缩政府规模方面的企图往往归于失败。一位前撒切尔政府的要员戴维·豪威尔就批评撒切尔政府总是用公共开支这一工具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的，而不是真正地缩减国家干预的范围，从而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豪威尔写道：尽管经济增长了，撒切尔阵营却发现自己不得不花费更多。"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撒切尔仍然要解决人们对待大规模公共开支的态度问题。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的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注：E.B.Geelhoed,Margaret Thatcher:In Victory and Downfall,New York,1991,pp.191.）
    在80年代，虽然一些经济部门，如贸工部和运输部的开支有明显的下降，但整个英国政府部门的总开支却上升了11%，这清楚地表明了撒切尔主义的另一个平行的要素，为了实现削减公共开支的目标，把市场机制引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撒切尔主义者反而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扩展中央政府的职能。首先，地方政府改革使许多原本属于地方当局的职能划归了中央政府；其次，国家必须以各种方式进行干预，以确保市场价值观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城市运输服务业的调控到自来水供应的监管，从普通开业医生的管理到中小学统一课程的设置，都有赖于撒切尔主义的国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国防、法律与秩序部门必须得到加强，这部分是以牺牲福利国家为代价，部分则是为了应付随着社会福利经费的削减而产生的问题。（注：S.Edgell and V. Duke,A Measure of Thatcherism:Sociology of Britain,London,1991, pp.224-225.）
    在撒切尔政府实施国家干预的诸种手段中，法律手段是最重要的。法律部门和内政部是政府各部门中开支增幅最大的，前者在10年间的开支竟增加了两倍多。（注：Guardian,31 January 1989.）事实上， 不管是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私有化政策，还是推行权威主义、中央集权的工会战略和地方政府改革，撒切尔政府都是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来付诸实施的。在1979到1990年间，撒切尔政府先后向下院提交了552 项议案，其中有542项获得通过成为法律，数量超过战后任何一届政府。 （注：R.Rose,Politics in Britain:Change andPersistence,Hampshire, 1989, p.113;P.Norton,Does Parliament Matter?New York,1993,p.55. ）按照撒切尔夫人自己的话说："撒切尔主义的实质就是法律管制下的自由。"（注：Independent,26 August 1987.）对此， 有论者指出，撒切尔夫人主要有五个主要目标：第一，缩减国家干预的边界；第二，鼓励私人所有制；第三，削弱工会权限；第四，削减公共开支；第五，予民自由。除最后一条外，其余的都成功了。（注：S.Williams, TheNewAuthoritarianism,in Political Quarterly,vol.60,No.1,1989, p.7.）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罗伊·詹金斯更是尖锐地抨击说，撒切尔夫人所称的自由几乎完全是一种商业词汇，撒切尔政府"孜孜以求的收缩国家干预边界只是为了使人们自由地追逐利润，同时它又是我所知道的在个人行为和言论自由方面最颐指气使的政府"。（注：R.Shepherd, ThePowerBroker: The Tory Party and ItsLeaders,London,1991,p.191.）在研究了英国80年代上百起政府与私人之间的诉讼案例后，牛津大学的两位法学教授指出，撒切尔夫人所说的自由概念中多含有经济色彩，如选择的自由、购买股票的自由、购买住房的自由等等，而在一些基本的公民权，如言论、结社及出版自由等方面，撒切尔主义是反自由的。（注：K.D.Ewing and C.A.Gearty,Freedom underThatcher:Civil Liberties in Modern Britain,Oxford,1990.）
    由此看来，撒切尔政府以重铸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为宗旨，一方面减少国家干预，增强个人的选择自由，从而创造一个由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另一方面，撒切尔政府又对社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日益显示出权威化和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权威主义并存、减少国家干预与加强国家权威并行不悖。从这一意义上说，撒切尔主义在增强市场力量的同时深化了国家干预，但国家干预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可见，撒切尔主义者并不反对国家干预，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以国家取代市场，以国家垄断和控制来代替市场机制。
    三
    就英国政党政治而言，撒切尔主义的长期统治重新界定了两党政治斗争的主题和界限。在撒切尔主义者看来，撒切尔夫人已经迫使工党一步一步地放弃了基本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政治争论的天平已经朝能够最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一方倾斜。
    工党在80年代一直处于在野党地位，这主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工党领导层未能准确把握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不仅未能发展起足以与撒切尔主义相抗衡的领导权战略，反而提出了一些普通英国人难以接受的政策主张。痛定思痛之后，从80年代后期开始，工党上下掀起了政策和意识形态反思的浪潮，整个工党逐步从左倾向中间靠拢。1987年，工党副领袖罗伊·哈特斯莱出版了《选择自由》一书，试图从理论上为工党意识形态的转变奠定思想基础，哈特斯莱则宣称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是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社会。（注：R.Hattersley, ChooseFreedom: TheFutureOfDemocraticSocialism,Middlesex,1987,p.15.）一些工党理论家和左翼学者也主张实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注：B.Hindes（ed.），Reaction to Right,London,1990.）
    工党领导层在一系列等重大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工党内部主张市场导向的右翼逐步压倒了主张多一点国家干预的左翼。到1992年大选前夕，工党完成了对以往政策的重新评价，确立了新政策的基本框架。在国家与市场关系、公有制和私有化、福利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以及国防等方面，工党都相应作出了重大调整，1992年的《竞选宣言》标志着工党政策转型的完成。（注：E.Shaw,TheLabourParty since 1945,Oxford,1996,pp.181-189.）1994年，托尼·布莱尔当选为工党领袖，他宣布要赋予传统的工党信念以现代内涵，建设一个"新工党"。布莱尔认为，老左派和新右派的方案都不能奏效，他所领导的工党将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也是中左派的政党。 （注：T.Blair,New Britain:My View of a Young Country,London,1996,p.37.）
    从某种意义上说，撒切尔主义对保守党的影响远不如对工党的影响大。在《国家的角色与作用》的演说中，梅杰表示："在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收缩国家干预的边界，以求实行私有化、非调控化以及恢复个人的动力，但还有更多的事要做。我的雄心是在各个层面上建设更小的政府、有效力的政府、效率更高的政府以及负责任的政府。"（注：S.Ludlam and M.Smith,op.cit.p.16. ）但如同美国的布什政府与里根政府的关系一样，梅杰政府主要扮演着继承者和完善者的角色。
    总的来看，梅杰政府的政策与撒切尔政府大同小异，梅杰主义基本上没有脱离撒切尔主义的范畴。在撒切尔主义大获全胜的领域，如工会改革，梅杰政府继续推行相应的政策，而在撒切尔主义无法深入的领域，梅杰政府则根据90年代初的政治环境对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作出修正，在欧洲政策和地方税政策上就是如此。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撒切尔夫人长时间担任保守党领袖，保守党却仍然只是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并没有成为撒切尔主义的党，她在1990年的被迫突然下野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根据英国议会研究专家的看法，1990年底时，保守党议会党团至少可以分为7 个派别：新自由主义者：有16名议员；右翼托利分子：有26名议员；撒切尔主义者：26位议员，以上三类人属于保守党右翼。撒切尔主义的批评者由"湿派"（wets）、"准湿派"（damps）和平民主义者组成，分别有27、 40和17位议员。最庞大的是党内忠诚派，有216名议员， 他们的政治主张介乎上述两大派别之间，更多地是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注：E.B.Geelhoed,op.cit.,pp.187-188.）由此可见，撒切尔主义在保守党内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即使是在撒切尔夫人议会里的同事中间，对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持敌视态度的也大有人在。保守党温和派仍十分活跃，希思、麦克米伦、伊恩·吉尔摩等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都是撒切尔主义的尖锐批评者。
    不仅是保守党没有完全接受撒切尔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民众对待撒切尔主义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1988-1989年的《英国社会态度》白皮书表明，"英国公众舆论实际上越来越疏远企业文化的许多目标，人们的态度已经转变，变得不那么赞同撒切尔革命的这些核心教义"。1990年，莫里民意测验显示，5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只有34%的人认为自己是撒切尔主义者。（注：R.M. Worcester,British Public Opinion,Oxford,1991,p.121.）在撒切尔主义的一些核心政策，如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开支与税收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上，英国民众越来越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90年被迫下台前夕，撒切尔夫人意气风发地宣布：撒切尔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撒切尔主义不是针对一个10年，而是适用于数个世纪。（注：Newsweek,15 October 1990. ）然而，此后的世界政治现实已经证明，撒切尔主义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漫长发展史中出现的又一次对国家与市场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而已。进入9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气候再度发生转变，只不过这次的方向是向左转。1992年，美国民主党克林顿出任总统，并在1997年获得连任；1995年，在沉寂16年后，英国工党终于赢得了大选胜利，组成了布莱尔政府；法国左翼力量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消沉后重新崛起，若斯潘政府的上台使法国政坛出现了右翼总统与左翼总理并存的局面；1998年9 月，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而此前欧盟15个成员国中已有12个国家为左翼政党执政或参政。一时间，欧洲大陆为"玫瑰色"所笼罩，欧洲政治的"中左化"趋势蔚为潮流。
    虽然在表述和具体政策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各国中左政府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新中间道路"（New Center）：在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与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新右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这是回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老问题上，即如何既有效地利用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资源和分配的最优化，又运用国家工具尽力避免为此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可以认为，战后的共识政治是对资本主义对本世纪20、30年代大危机作出的直接反应，但共识政治在国家与市场者的力量对比上所形成的暂时性平衡，只是把社会代价维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并没有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根源。这种暂时妥协本身就从根本上预示着作为自身的一个"反动"的撒切尔主义。在彻底摧毁了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共识并着手确立起新的"撒切尔主义共识"后，撒切尔夫人的历史使命实际上也就宣告完结了，她本人及她的"主义"就成为了新一轮调整与超越的出发点。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将会意识到，撒切尔主义是、也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关系发展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