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文明的特性，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看来，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东方人，或者中国人看来，俄罗斯人远在西天一边，黄发碧眼，似乎同所有的西洋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等，没有什么两样。从地域上看，俄罗斯同欧洲紧相毗连，俄罗斯的中心更在欧洲部分，它同欧洲的礼仪又相接近，因此，俄罗斯自然属于西方文明。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常识问题。甚至在不是专门研究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中国学人中，恐怕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至于对俄罗斯文化有所研究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或许会慎重一些，不少人会把俄罗斯文明的主要成份定位在西欧文明。
    笔者认为，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样简单。要了解俄罗斯文明的特性是需要对它的历史文化作一番深入的专门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笔者愿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以与同行们探讨。不过，在此要强调一点，这里所谈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专指人类文明史上的概念，而不是现代世界政治地图上的东西方。
    一
    讲到中国人对俄罗斯文明的看法，笔者不禁记起90年代初在莫斯科附近小城杜布纳小住期间的一个见闻。当时我们一行人因到杜布纳出差，被俄罗斯朋友安置到一套临时空闲的住宅中下榻。住宅主人也是俄罗斯人，仿佛是到南方工作去了，就把这套房子暂时委托给这位朋友看管。俄国朋友怕我们住旅馆付费太高，就让我们在这里安顿下来。房主人虽然不在，但一切家用什物均照常摆设。朋友交待说，在这里不必拘谨，常用之物都可动用。从说话的口气上看，房主人像多数俄罗斯人一样，为人甚是厚道，而且从多方面判断，这位朋友同房主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在这里小住期间，从主人的家用什物中，我在不意之中发现了一副酷似中国民间的"牛牌"（注：中国民间的牛牌共有24张，12对，即：十二点、十一点、红十点、黑十点、红八点、七点和两点各1对， 九点、黑八点各1单张，六点2对，四点2对。 外地民间和北京对每张牌的叫法各不相同。）。牌的式样大小，刻点色彩，同我儿时在河南农村玩过的那种牌一模一样：是坚硬的木制品，以黑为底色，每张大约3 公分多长，1 公分多宽，厚度约3 毫米左右。上面刻度的园点，排烈次序和样式与中国的"牛牌"几乎完全相同。我仔细翻检每一张牌，园点排列与中国民间俗称的"红八"、"老千"、"黑十"、"红十"等等完全一样，其中仅有少许几张，牌点的排列顺序与我国的"牛牌"不尽相同（注：仿佛见到这种俄罗斯民间的"木牌"，有3个点和5个点的，这是中国民间牛牌所没有。其他少许几张牌，在点的排列方式上与中国民间的也稍有不同。）。当时我见到的这种牌的张数，也是20多枚，但不知是否齐全。在相隔万里之遥，天涯海角，一是在中国偏远农村的一隅，一是远在俄罗斯北方的小城，民间竟藏有如此相似之物，我不禁为之感到惊讶！当时我闪出一个念头：能否将这幅牌带回中国作研究之用，同中国的牛牌加以对比，考察它们的渊流来历，从中探寻中俄文化的交往史和文明播迁的历程。当时我就意识到，仅考察这一"牛牌"流传播迁的过程就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房主人不在，连高价买回的可能性也谈不到，于是只好恋恋不舍地把玩再三，十分惋惜地把它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后来因公务繁忙，就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了。至今我还十分懊悔，怎么就没有通过那位俄国朋友，把那付"牛牌"买到手呢！如果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它的源流和民间流传过程作专门研究，这该是一个涉及东方和俄罗斯文明的一个何等有价值的课题啊！
    自从在杜布纳看到俄罗斯民间这副"牛牌"之后，我在脑海中总不断推想着中俄古代的文化交往，追寻着中俄之间古代文明交往的线索。从西端的欧俄，经过一望无际、平若毡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到贝加尔湖，以至更东边的海滨远东，在远古时代，对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难道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吧？疾驰的快马可以追赶火车；从欧俄到东亚，这个距离在经历了几番民族迁徙的古代，在成千上万年的时空中，难道不是可以多次跨越的吗？美州发现的高加索人骨化石，在这里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启迪和思考：高加索人是通过海道到达美洲的，还是通过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抵达美州的？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告诉我们：向东取道陆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既然高加索人可以横穿亚洲大陆而到达美洲，那么，为什么欧亚大陆北半部的诸多游牧民族就不可能横贯西伯利亚，东西往返，不断穿梭呢？而且据说在远古的某一时期，北方还不像如今这么酷寒。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和部落接受东方习俗和文明的影响，成为东亚和欧俄的中介，把东亚-中国的古老文明带到欧亚交接地带和更西方去，这种可能性在远古的时空中是不能排除的。
    但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断。远古的历史只能靠发掘出的遗存作为科学凭证，这样的研究还有待未来。我们目前只能就有文字可考的记载来作考察和研究。
    二
    一个民族的成长，正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其早年是可塑性最大、最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时期。一个民族在其早期的成长中，在族群人的脑海中，一些领域是空白一片；另一些领域尚朦胧不清，而有许多方面还没有定型，这样，外来民族文化的东西就会对它产生显而易见的深刻的影响。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中国唐文化对日本民族的影响。就连今天在日本人的绘画、衣饰和风俗习惯中，还能看到中国唐时的明显痕迹；而这些痕迹在中国本土也所剩无几，甚至难察踪迹了。这样的例子，在一些民族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
    正是这个缘故，俄罗斯民族所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受鞑靼蒙古在其统治时期带来的东方文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影响， 是不可低估的。9-12世纪和13-15世纪正属俄罗斯民族成长的早期，其可塑性和易受影响性是异常显著的。在9-12世纪俄罗斯民族的这个发轫时期， 溶汇东西方文明的拜占庭文化，曾给俄罗斯历史文化打上过极深的烙印，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当这个时期之后，鞑靼蒙古入侵俄罗斯，以统治者的身份带来东方的一些风俗和制度，这对成长中的俄罗斯民族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许多俄罗斯学者和思想家都深刻地指出过这一点，别林斯基在一部叫《小俄罗斯史》的著作中，就用不少篇幅谈到鞑靼蒙古统治给俄罗斯人打上的深刻精神烙印。这位深邃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主要是从鞑靼蒙古统治对俄罗斯人风俗习惯、心理性格有过影响的角度来讲的。他认为，俄罗斯人较为内向隐忍的性格和家长制传统就同蒙古二百多年的统治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一些较少受蒙古统治的民族，比俄罗斯人更开朗、更豁达一些，也更少一些宗法家长制的传统，这同受蒙古统治时间较短，较少受其影响有关。（注：《别林斯基文集》（两卷本），第1卷，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 ）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在《蒙古人与罗斯》一书中，则更加集中地，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从蒙古人那里接受到的来自中国的种种影响。维尔纳茨基作为历史学家，更将蒙古入侵前后的俄罗斯，即基辅罗斯同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认为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和教权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也有较多的发言权；而蒙古人二百多年的统治则改变了这种情况，使王权明显上升，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以前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奴仆。（注：维尔纳茨基：《蒙古人与罗斯》，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70-371页；转引自《中国比较文学》杂志1999年第4 期，第30页。）
    蒙古帝国的统治制度，其实是一个由汉人、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社会习惯所组成的复杂混合体。成吉思汗曾拥有一批由汉人和契丹官员组成的顾问人员。他的麾下，也有一些先后投奔来的汉人和契丹将领充任各种官职。（注：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422页。）而成吉思汗及其继位者窝阔台最为重用的谋臣耶律楚材（1190-1244年），则是一位具有家传汉学渊源的契丹贵族，后者曾向蒙古统治者建策汉地传统制度，并于1235年拔都西征之前两年，在燕京创立国子学，选派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并招收大批汉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注：柯劭文：《新元史》12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勒内、格鲁塞：《蒙古帝国》，见《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7-328页。）蒙古统治者受中华传统制度和风习影响如此之深，后又通过金帐汗国干预俄罗斯事务。金帐汗国的鞑靼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将古老的中华文物制度和器物带给俄罗斯，这便是俄罗斯接受东方影响的重要路线和途径。当然，蒙古统治者作为连年征战厮杀的落后民族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以空前粗暴扭曲的方式，理解、消化中华典章制度后而搬来运用于俄罗斯的。
    鞑靼蒙古从13-15世纪对俄罗斯长达近2个半世纪的统治， 对俄罗斯民族及其文明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使俄罗斯阻隔于此时正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且给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打上了蒙古专制和家长制统治的烙印。这是使俄罗斯文明一直难于摆脱掉东方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有人会问：后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他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种种努力，以及此后18-19世纪俄罗斯走向欧洲，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种种措施，难道不能抹去、冲淡俄罗斯早年被打上的烙印和痕迹吗？
    当然，彼得大帝改革以后，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成效是巨大的，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俄罗斯日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就没有俄罗斯19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正是这个缘故，在俄罗斯文明中被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欧洲思想文化的潮流。
    但是，对于俄罗斯受东西方熏染和影响的情况是应该加以区别的：第一，在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历史上，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历史时期不同；第二，东西方影响俄罗斯的历史时期长短不同；第三，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同。
    让我们稍加展开，对上述三点分别加以说明。
    在说明俄罗斯接受外来文明影响之前，必须强调，俄罗斯首先是在自己本身的历史条件下，在自己从古至今生息繁衍的土地上，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气候环境中形成自己本身的文明特征的，这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只有在肯定这一点的前提下，才能谈论外来文明的影响。俄罗斯正是在自己原有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在建立自己的罗斯国家之后100年左右，从拜占庭那里接受基督教为罗斯国教， 受到了交融着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而鞑靼蒙古入侵并统治罗斯，是在罗斯接受基督教洗礼仅两个半世纪之后、在其立国仅三个半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
    从历史长河的发展来看，这时的俄罗斯国家还处于立国不算太久的时期。这无论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都还是未发育定型的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个年龄段上是最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这是为世界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了的。而正是当着这个时期，鞑靼蒙古对罗斯的统治，一下子就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时期内，又是采取占领、奴役的方式，俄罗斯民族甚至一度失去国家，被完全置于蒙古社会统治形式的奴役之下。在如此长的时期内，采取如此专制野蛮的统治方式，其对罗斯社会及其人心影响之巨，是不可低估的。鞑靼蒙古对俄罗斯文明的这种影响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是在民族心态和性格的层面上，是深入于最广大民众之中的，这种情况曾为别林斯基和维尔纳茨基所阐述。他们的论断无疑是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
    相比之下，彼得改革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则是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这主要是在18-19世纪200年当中， 是在俄罗斯立国800多年之后，在俄罗斯民族经过从拜占庭接受来的基督教洗礼， 经过蒙古长期统治和混乱时期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这是在俄罗斯国家 和民族基本定型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接受的外来影响将会大大不同于在国家、民族尚未定型时期所受到的影响。当然，彼得一世时期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也是由最高统治者彼得一世大力倡导的，而且接受的是西方发达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文明。而正是这个缘故，加上俄罗斯民族的聪慧、刻苦和善于向外来文化学习的品质和能力，俄罗斯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出现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天才罗蒙诺索夫，经过100 年的发展，到19世纪就出现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群星灿烂的文化艺术。正像高尔基所说："在任何地方，不到100年光景， 都不曾像在俄国这样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也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的，到19世纪，"整个俄罗斯文化就是晶莹的群星座"（注： 孙成木： 《俄罗斯文化1000年》，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但是全面地看，在这200年期间，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军事、教育、科学和文学艺术，而且从事这一活动的人物，范围主要限于社会的上层，即贵族上流社会及其知识文化界，其西化的过程并没能完全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更主要的是，彼得一世在制度上实行的仍是东方的集权专制制度。因此，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俄罗斯规定的文化教育纲领仍然是"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的三位一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彼得一世之后，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东西主要限于科学文化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而后一层面主要仍是从以前历史时期继承下来的。并且在广大民众之中，基本上同彼得改革之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充斥着往昔罗斯社会的风习和传统。
    在彼得改革以前，对俄罗斯文明发展影响尤大的历史时期，除蒙古统治和混乱时期外，应属从10世纪后期罗斯人接受洗礼时起，到鞑靼蒙古入侵前的这两个半世纪。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为俄罗斯文明和文化奠基的时期。大家知道，拜占庭帝国据有包括一部分埃及和西亚文明的旧壤，它们的文明是吸收希腊、罗马文明和东方文明而兼具东西方色彩的一种综合文明。东正教就是由它加以改造，并注入东方因素的一个基督教分支。基督教在欧洲是教权高于政权，教权势力和教会的思想政治影响渗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而在拜占庭被改造后的东正教就没有这麽大的势力，它在各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一般来说都是服从政权，被置于国家最高统治权力之下的。这可以说是它被赋予的东方色彩。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尽管被作为罗斯国家的国教，带来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在教权服从政权、垄断文化教育的权力不能像在西欧那样强大这一点上，是东方独具的，也可以说是东正教之所以为东正教，而不同于西欧基督教的最根本之点。正是基于此，我们说拜占庭文明和东正教带给俄罗斯的也是兼具东西方文明的一种综合文明。从10世纪末东正教传入，到13世纪40年代鞑靼蒙古入侵，这两个半世纪罗斯接受的最主导的影响，正是这种东西方交汇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