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往前延伸，在罗斯接受洗礼之前的时期，可以说是罗斯本土文明萌生的时期。罗斯文明萌生的地域，是在欧洲东部和欧亚大平原的交接处。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便于各民族的接触交往。而这种文明萌生的历史大背景是：在东西方各民族之间，征服兼并战争连绵不断，今天我征服你，明天你征服我，攻城掠地，少有宁日。罗斯"城市"古称"格勒"，就是防御工事的意思，可见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成了古罗斯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件头等大事。而从史料记载来看，古罗斯人不仅受到来自西方、西北方民族的侵袭，更多的是来自东方、东南方游牧的突厥民族的袭击。早在四五世纪时，匈奴人就曾大规模西侵，后来作为突厥民族一部的哈扎尔人、沃洛伏齐人也曾同罗斯人发生过冲突。而古罗斯国家为适应封建主扩大统治领地，扩大政治势力和贸易关系的需要，为寻找出海口，为占领伏尔加水路和加强顿河口的防御，也曾多次对外征讨。几百年间的这些防御性的或征服性的战争，造成了常年异常紧张的环境；加上同突厥民族频繁交战和往来的影响，专制命令，粗暴的家长式统治，说一不二的绝对服从，便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这同在古希腊城邦环境中造成的民主政治传统显然是不相同的。俄罗斯民族形成早期和罗斯国家赖以形成的地缘政治和自然环境，可以说是构成罗斯本土文明的根基和条件。
    从形成罗斯本土文明的根基和条件出发，考察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和鞑靼蒙古入侵的影响，以及彼得改革以后走向西方所受到的启蒙和熏陶，综合起来，可以把俄罗斯文明概括为一种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欧亚文明。由于其本土文明的根基较多较早是根植在东方，而又加上鞑靼蒙古长期统治的影响以及东正教文明中的东方因素，可以说俄罗斯文明是以亚洲文明为经，以西方文明为纬共同交织起来的，或者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文明是以西欧科学文化为形式，而以东方制度、社会心态和风习习惯为内容的一种交合式文明。
    三
    我们得出上述结论，有下面一系列论断和史实为根据。
    （一）俄罗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传统习俗和制度。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宗法家长制传统和习俗，家长和族长在家庭、族人中具有掌管一切和说一不二的威严和权力。这种特征在东方似乎更为突出。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历代国家制度中也能找到许多东方的特征。我们仅举1649年法典一例，就可说明问题。
    这个著名法典规定了一系列维护沙皇、教会和国家权力的条文，其严厉和残酷程度是空前的。如明文规定：叛国、阴谋反对国家者处死，图谋反对教会者处死，携武器进宫或在宫廷内打架杀人者处死，连百姓偶然过失者也遭严厉惩罚。审判常常采用刑讯。刑法极其野蛮--削耳、剁手、刖足以及各种死刑，等等。
    这部法典是在鞑靼蒙古统治时期之后，在向绝对君主制转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到蒙古长期统治的痕迹和影响。这部法典不仅在俄罗斯古代法典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俄罗斯日后的法律制度也有深远影响。历代沙皇后来在颁布敕令和法律时，都曾不断因袭借鉴它的有关条文，直到1830年编纂法典时还把这部法典视为重要依据。客观地说，这种法律制度不能不说带有更多的东方的特征。
    （二）俄罗斯社会深藏着东西方色彩的社会意识
    长期以来，俄罗斯思想家、学者和政治精英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早在一百多年前，俄国学者恰达耶夫曾在其《哲学书简》中说过："我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因此我们既没有东方的传统，也没有西方的传统。"事实上，把恰达耶夫的话变换一下说法就是，俄罗斯既有东方的传统，也有西方的传统，它是兼具东方和西方思想传统的一个社会。但由于自彼得一世时代起，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其知识精英受到较多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因此，近二三百年来，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列入西方民族之中。但须知，俄罗斯的历史之根深埋在东方的土壤之中，甚至连这些知识精英本身也深打着洗不掉、揭不去的东方思想传统的烙印，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一厢情愿，想向西方靠拢，而西方的老爷绅士们总也不肯接纳他们。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整个90年代的曲折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出于这种切身的体验，阿尔法一工业集团负责人，俄罗斯政治精英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不久前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是令人深思的。他说："主要问题在于，俄罗斯看起来像一个欧洲国家，而且俄罗斯人看起来很像欧洲人。但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我们的历史背景、传统和文化都跟他们不同。"（注：约翰·桑希尔：《前景不明--俄罗斯国家的特性因苏联的垮台而被严重扭曲》，见（英）《金融时报》1999年 12月6日。）这句话才的的确确道出了问题的真谛来。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就任代总统前夕在那篇表述其施政纲领的文章中，也对俄罗斯的传统和意识作了深刻的表述。他说："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向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俄罗斯人并非反常，……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注：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又说："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而家长式作风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社会，这也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做到这一点。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缓慢的。"（注：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这也是对俄罗斯思想意识和传统所作的深刻而令人信服的阐述。
    那么，俄罗斯为什麽具有这一思想意识和传统？其原因，需要从俄国古老的村社制度中去寻找，需要从俄罗斯历代要由强大的国家权力维系这一政治特征中去寻找。这些，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在此不必一一赘述。
    其实，世界各种文明是不分优劣高下的，它们只能以其独具的特色作为标征。东西方文明各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征。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固然可以作为西方文明优势的佐证，然而，古代东方的辉煌，当代东亚的崛起和腾飞，也同样可以说明东方文明的优势和力量。俄罗斯不可鄙视自身包含的东方文明的传统，而正可以其独具东西方文明的优势而博采众长，并利用自己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优越地位，而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正像一位中国学者所说："俄罗斯既没有东方悠久的历史传统重担，也没有西方发达科学技术的包袱，犹如一块刚被开垦的处女地，具有无限广阔、无限美好的未来。除此之外，俄罗斯作为后来者可以充分运用东西方数千年来积累的财富，可以全面借鉴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因而可以少走弯路，发展得更快；俄罗斯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具有东西方难以比拟的朝气和活力"。（注：《青年导报》，1992年2月1日）这句话说得相当深刻。许多中国人和中国学者都相信，俄罗斯将迎来一个伟大而美好的未来。
    （三）东方人同欧洲人相比，对俄罗斯文明和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和亲切感。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俄罗斯文明同东方文明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
    上述曾经提到，东方人在远离俄罗斯，不了解俄罗斯人，没接触过俄罗斯文明以前，觉得俄罗斯及其文化同西欧一样，是远离自己的，中间似乎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但亲自踏上俄罗斯土地，亲自接触到俄罗斯人民及其文化以后，就会产生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认识，会觉得俄罗斯人有一种亲近感， 容易和他们交朋友，有很多话题很谈得来， 可以谈得很深很深。比如在尊老爱幼，家庭关系的一些话题上，就是这样。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感觉，认为同俄罗斯人比同西方人更容易交往，相互之间更容易了解，因而也更亲近一些。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是因为近几十年中俄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经历过共同的道路，而且有着更深层的文化心理上的原因。
    最近一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的文章， 似乎可以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来揭示这个问题。
    这位学者把中国同西方对普希金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一番对比，指出，英法早在1820-1830年代就开始译介普希金的著作，而在中国的文献上，最早开始介绍普希金只是在1900年的事情，这比西方要晚70-80年，可是"在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之后， 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对于普希金的兴趣迅速上升，到40年代末即超过西方。"（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22页。）据这位学者提供的材料， 到世纪末为止，在短短一个世纪中，中国译介了普希金的全部诗文，出版了他的一种全集本，4 种选集本；一些重要的作品甚至有几种乃至十几种译文。
    中国人为什麽如此喜欢普希金呢？作者认为：中国读者主要是把普希金"作为反对专制、讴歌自由、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者来接受的"；（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25页。）同时， 普希金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传统思想相合拍。正是这个缘故，普希金的《致恰迈耶夫》、《西西伯利亚矿坑深处》引起许多中国读者的共鸣，为他们所喜爱。
    中国知识界不仅喜欢普希金，像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赫尔岑的鞭笞封建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往事与随想》等等作品，也都为中国知识界所喜欢、所推崇。几代中国青年都十分喜爱的中国杰出作家巴金，早在30年代就立志向中国读者译介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但一直未能如愿，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最严重迫害时，他毅然向当局提出要翻译赫尔岑的这部著作。由此可见，赫尔岑的著作引起中国作家及其读者何等强烈的共鸣！到80年代，《往事与随想》在老作家巴金的带头翻译和推动下，终于同中国读者见面，而敬爱的作家巴金为自己一部回忆文化大革命，谴责"四人邦"专制的作品，取的名字也叫《随想录》，其名字本身就叫人想起赫尔岑的这部著名作品。
    远不至此。中国现代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他那部揭露、鞭打中国封建礼法制度的成名作《狂人日记》，就和俄国伟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的同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以"狂人"为主人公，以"狂人"自述心迹，谴责、鞭笞旧制度的作品，难道仅仅是作品名称的相同，而不是产生作品的社会历史土壤的近质性和共同性吗？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情况呢？这是不难理解的：这是中俄两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相似性，它造成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忧国忧民的心态也极其相似。
    只有从这种社会政治意识和文化心态出发，来分析中俄两国人民的亲和力和亲切感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才更能令人信服。要不，我们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其实，一整部世界现代史无处不证明着一个事实：俄罗斯文明更多的是属于东方文明。
    中国人对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响应，东方国家和各民族对十月革命的响应，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这是建立在一种深层文明共同性基础之上的、带有必然规律性的现象。在现代世界政治地图上，把俄罗斯划为东方，这难道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而不是建立在文明共同性之上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答案是明确的：现代政治地图在某些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与世界历史文明地图相重合的，而现代政治地图应该是世界文明史地图的一部分。日本等国家溢出现代东方政治地图之外而在政治含义上属于西方，应该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和例外；俄罗斯处在现代政治地图和世界文明历史地图的重合处，则应该是一种合乎逻辑和规律的历史的安排。
    9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术界和知识界正兴起一股欧亚主义的"研究热"。俄罗斯恰在这个历史时期产生这股学术政治思潮不是偶然的。它是俄罗斯思想学术界在历史挫折中正确反思自己历史的开端。它说明俄罗斯思想界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的源头。我们希望俄罗斯同行在这一重大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中，取得丰硕的历史性成果，为俄罗斯阔步走向未来提供深厚的思想理论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