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
一、江南地主对朱元璋政权的冷漠 元朝统一江南后,忽必烈为了巩固其政权,曾多方面推行“汉化”政策,以利于元政府长 治久安的统治。尤其是对居住在苏、松、杭、嘉、湖地区的江南大族,更采取了异乎寻常的 “宽疏”政策,对他们充分利用、保护。元朝对江南地主的笼络政策,概括来说,就是“轻 刑、薄赋”。《草木子》卷3上: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 ,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1](P47) 这里所说的“轻刑”,是对江南地主的特权不加干涉,相反还予以保护。后人所谓的“法 网疏阔”,正是元朝在江南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至于“薄赋”,则是指元朝对江南地区所 征收的赋税,较之宋朝尤轻。 正由于元朝对江南地主采取了上述的政策,使得江南望族得以保存,出现“豪家势族,与 此辈(元官)互交结,恣并吞,奸民附丽”的局面。[2](卷1,P300)同时也使这一地区的风俗 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3](卷4,《汪先生墓 铭》)当时江南的士人,不仅已“辫发短衣”,效仿蒙古人的“语言容饰,以附于上”,“ 冀速获仕进”[4](卷22,《俞先生墓表》),以投靠蒙古贵族。 事实说明:元朝对江南地区的政策相当成功。正如朱元璋所说:“元本胡人,起自沙漠, 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元)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 治翕然可观。”[5](卷15,P211) 及至元末,江南地区成为割据群雄的主要战场,百年来这一地区的“轻刑薄赋、兵革罕用 ”的安定局面已不复存在。江南地主对这一变化是不满意的,他们自然留恋元初,希望恢复 那时“法网疏阔”的太平景象。但这已成为不可能。是时苏松一带已为张士诚所占据。于是 这 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则改为支持张士诚政权。 张士诚系泰州人,贩盐为业。他占据苏松地区后,对江南人士极尽拉拢。正如金华著名学 者胡翰所言:“元之始乱,张士诚据苏州。恐众不附,大结人心,引士类为己用。”[6](卷 9,《韩复阳墓碣》)景泰时学者程敏政亦称:“后张氏(士诚)开阍姑苏,招贤礼士。时士多 为之用,先生(指王逢)独高蹈远引,不污一命。”[7](程敏政:《〈梧溪诗集〉后序》)于 是,不论参加他的政权与否,并不强制,更不治罪,因此博得避乱江南的元官及江南地主的 拥护。张士诚也继续执行元朝对江南地主的“宽疏”政策,一方面尽量在江南地区避免战祸 ,维持安定的局面。同时也在本地区开发水利,便利吴民。1364年,派军民10万人浚通常熟 白茆港,即是一例。处于吴境的江南地主,他们一方面拥护张士诚保境安民,避免战祸的战 略措施,另方面则更希望有人能出面影响张士诚,促其降元反正。浦江人戴良,当1358年朱 元璋攻克金华时,本已投奔朱的政权,并与宋濂、叶仪等人一起,成为他的幕府策士。但不 久戴良却弃朱“避地吴中”,投靠了张士诚。戴的好友王逢,也在张的政权下任谋士,后来 张 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即接受王逢的建议,“北降于元以拒明”。戴、王二人在江南是有影响的 人物,他们这时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朱元璋初下金华、建德时,虽然对许元、胡翰、戴良等十几人极尽拉拢,但他们或则公开 表示不赞成朱的政策,或则消极怠事,无心仕途。朱元璋下金华后,原欲选宁越(金华)七县 富人子弟宿卫,号称御中军。这本是表面上笼络江南地主,而暗中起牵制、削弱地主势力的 一 种措施。胡翰对此不以为然。他说:“金华人多业儒,鲜习兵,籍之,徒糜饷耳。”朱元璋 只得将此命令撤销[8](卷285,P7310)邓愈随朱元璋在徽州及金华一带进军。一次,朱元 璋问江南父老:邓愈修城,“百姓怨乎”?儒士唐仲实、姚琏回答:“颇怨”。朱元璋只好 命 令停止。[2](卷1,P282)苏伯衡系金华著名学者,朱元璋在浙东时,李善长劝授苏以官,而 苏伯衡却“力辞归”。[8](卷285,P7310)此外如范祖干、叶仪等人,虽已蒙朱元璋授为咨 议,“深加礼貌”,但得到的却是“以亲老辞归”,及“以老病辞”的回答。[8](卷282,P 7223,7224)因此,在朱、张对峙中,江南地主宁可拥张而不站在朱一边,引起了朱元璋的 异常反感。洪武初年,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 天子,此邦(指吴地)呼为老头儿。”[9](卷1,P52)江南地主对朱元璋政权,反映相当冷淡 。 由此可见,朱元璋在1358年进兵浙东期间,除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等先后投靠朱元 璋外,有相当一部分浙东及江南地主却抱着相反的态度,消极抵抗。这是朱元璋和江南地主 斗争的第一阶段。 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尽管江南群雄次第被消灭,但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的反映仍然 冷漠不合作。朱元璋基于他们在前一阶段的种种表现:或怀念元朝,企图蒙古贵族卷土重来 ;或协助张士诚镇守吴中,与朱元璋顽抗到底,因此对他们进行打击不遗余力。朱元璋打击 江 南地主的出发点,是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10](卷1,《皇帝 手书》)在“猛”的前提下,诸如迁徙江南富民,江南重赋,或利用清除“胡党”、“蓝党 ”、“空印案”、“郭桓案”之机,以“通党”为名,藉机对江南地主(包括相当多的江南 官吏)进行打击。甚至连起于东南,“负重名”的元老如刘基、宋濂等人也不放过,或则过 早致仕,或是以“通党”被流放,忧郁而亡。谈迁《国榷》说:当时因被朱元璋镇压而“死 徙遍天下,一空印,一盗粮(即郭桓案),祸至溢矣”。[2](卷8,P653)可以认为,洪武统治 的31年,是江南地主与朱元璋斗争的第二阶段。他们对待朱明政权的冷漠、格格不入的态度 ,换来的是朱元璋的坚决镇压,横加打击。江南地主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以至读书人不愿 做官,不敢做官,甚至家里有人喜爱念书,也怕州县官知道,只好让他们“反督耕于田亩” 。[9](卷2,P176)。 江南地主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怀念元朝,或是希望能出现一个新君,以便能一旦改 变对他们的政策,获得新的生机。这是江南地主在受压不获喘息的时刻,所日日盼望的。果 然,朱元璋的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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