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南地主对朱元璋政权的冷漠
        元朝统一江南后，忽必烈为了巩固其政权，曾多方面推行“汉化”政策，以利于元政府长 治久安的统治。尤其是对居住在苏、松、杭、嘉、湖地区的江南大族，更采取了异乎寻常的 “宽疏”政策，对他们充分利用、保护。元朝对江南地主的笼络政策，概括来说，就是“轻 刑、薄赋”。《草木子》卷3上：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 ，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1]（P47）
        这里所说的“轻刑”，是对江南地主的特权不加干涉，相反还予以保护。后人所谓的“法 网疏阔”，正是元朝在江南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至于“薄赋”，则是指元朝对江南地区所 征收的赋税，较之宋朝尤轻。
        正由于元朝对江南地主采取了上述的政策，使得江南望族得以保存，出现“豪家势族，与 此辈（元官）互交结，恣并吞，奸民附丽”的局面。[2]（卷1，P300）同时也使这一地区的风俗 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3]（卷4，《汪先生墓 铭》）当时江南的士人，不仅已“辫发短衣”，效仿蒙古人的“语言容饰，以附于上”，“ 冀速获仕进”[4]（卷22，《俞先生墓表》），以投靠蒙古贵族。
        事实说明：元朝对江南地区的政策相当成功。正如朱元璋所说：“元本胡人，起自沙漠， 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元）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 治翕然可观。”[5]（卷15，P211）
        及至元末，江南地区成为割据群雄的主要战场，百年来这一地区的“轻刑薄赋、兵革罕用 ”的安定局面已不复存在。江南地主对这一变化是不满意的，他们自然留恋元初，希望恢复 那时“法网疏阔”的太平景象。但这已成为不可能。是时苏松一带已为张士诚所占据。于是 这 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则改为支持张士诚政权。
        张士诚系泰州人，贩盐为业。他占据苏松地区后，对江南人士极尽拉拢。正如金华著名学 者胡翰所言：“元之始乱，张士诚据苏州。恐众不附，大结人心，引士类为己用。”[6]（卷 9，《韩复阳墓碣》）景泰时学者程敏政亦称：“后张氏（士诚）开阍姑苏，招贤礼士。时士多 为之用，先生（指王逢）独高蹈远引，不污一命。”[7]（程敏政：《〈梧溪诗集〉后序》）于 是，不论参加他的政权与否，并不强制，更不治罪，因此博得避乱江南的元官及江南地主的 拥护。张士诚也继续执行元朝对江南地主的“宽疏”政策，一方面尽量在江南地区避免战祸 ，维持安定的局面。同时也在本地区开发水利，便利吴民。1364年，派军民10万人浚通常熟 白茆港，即是一例。处于吴境的江南地主，他们一方面拥护张士诚保境安民，避免战祸的战 略措施，另方面则更希望有人能出面影响张士诚，促其降元反正。浦江人戴良，当1358年朱 元璋攻克金华时，本已投奔朱的政权，并与宋濂、叶仪等人一起，成为他的幕府策士。但不 久戴良却弃朱“避地吴中”，投靠了张士诚。戴的好友王逢，也在张的政权下任谋士，后来 张 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即接受王逢的建议，“北降于元以拒明”。戴、王二人在江南是有影响的 人物，他们这时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朱元璋初下金华、建德时，虽然对许元、胡翰、戴良等十几人极尽拉拢，但他们或则公开 表示不赞成朱的政策，或则消极怠事，无心仕途。朱元璋下金华后，原欲选宁越（金华）七县 富人子弟宿卫，号称御中军。这本是表面上笼络江南地主，而暗中起牵制、削弱地主势力的 一 种措施。胡翰对此不以为然。他说：“金华人多业儒，鲜习兵，籍之，徒糜饷耳。”朱元璋 只得将此命令撤销[8]（卷285，P7310）邓愈随朱元璋在徽州及金华一带进军。一次，朱元 璋问江南父老：邓愈修城，“百姓怨乎”？儒士唐仲实、姚琏回答：“颇怨”。朱元璋只好 命 令停止。[2]（卷1，P282）苏伯衡系金华著名学者，朱元璋在浙东时，李善长劝授苏以官，而 苏伯衡却“力辞归”。[8]（卷285，P7310）此外如范祖干、叶仪等人，虽已蒙朱元璋授为咨 议，“深加礼貌”，但得到的却是“以亲老辞归”，及“以老病辞”的回答。[8]（卷282，P 7223，7224）因此，在朱、张对峙中，江南地主宁可拥张而不站在朱一边，引起了朱元璋的 异常反感。洪武初年，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 天子，此邦（指吴地）呼为老头儿。”[9]（卷1，P52）江南地主对朱元璋政权，反映相当冷淡 。
        由此可见，朱元璋在1358年进兵浙东期间，除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等先后投靠朱元 璋外，有相当一部分浙东及江南地主却抱着相反的态度，消极抵抗。这是朱元璋和江南地主 斗争的第一阶段。
        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尽管江南群雄次第被消灭，但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的反映仍然 冷漠不合作。朱元璋基于他们在前一阶段的种种表现：或怀念元朝，企图蒙古贵族卷土重来 ；或协助张士诚镇守吴中，与朱元璋顽抗到底，因此对他们进行打击不遗余力。朱元璋打击 江 南地主的出发点，是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10]（卷1，《皇帝 手书》）在“猛”的前提下，诸如迁徙江南富民，江南重赋，或利用清除“胡党”、“蓝党 ”、“空印案”、“郭桓案”之机，以“通党”为名，藉机对江南地主（包括相当多的江南 官吏）进行打击。甚至连起于东南，“负重名”的元老如刘基、宋濂等人也不放过，或则过 早致仕，或是以“通党”被流放，忧郁而亡。谈迁《国榷》说：当时因被朱元璋镇压而“死 徙遍天下，一空印，一盗粮（即郭桓案），祸至溢矣”。[2]（卷8，P653）可以认为，洪武统治 的31年，是江南地主与朱元璋斗争的第二阶段。他们对待朱明政权的冷漠、格格不入的态度 ，换来的是朱元璋的坚决镇压，横加打击。江南地主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以至读书人不愿 做官，不敢做官，甚至家里有人喜爱念书，也怕州县官知道，只好让他们“反督耕于田亩” 。[9]（卷2，P176）。
        江南地主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怀念元朝，或是希望能出现一个新君，以便能一旦改 变对他们的政策，获得新的生机。这是江南地主在受压不获喘息的时刻，所日日盼望的。果 然，朱元璋的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