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4年间正是一战后的20年代向二战前的30年代的过渡时期。一战后，欧洲分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部分，尽管各国都在尝试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欧洲间的纷争，但未能成功。作者通过对最新档案文献的研究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德国的独裁体制以及苏联执行的政策。
    新的档案文献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30年代初有关欧洲政策的许多观点，并更变当时国际发展的某些评判重点。因为，现在已经有可能（说真的，还不是完全的）利用党在过去的一些秘密文件。这些秘密文件让人探察到高层党和国家领导的"勾当"，而正是那些高层领导制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并掌握了采取决策的发言权。
    不过，在利用党的文件时，还不能忘记一些保留条件，那就是苏联社会政治体系的特殊性质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在这一体系中，所有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外交政策的制定，总是取决于斯大林的特权。斯大林的负责对外政策事务的副手莫洛托夫称其为"伟大的秘密活动家"，总是在那块森严秘密的幕帐后面环视着他的活动。另一位与领袖接近的活动家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极少数的意外，斯大林谁也不容许去决定不论是军事还是外交问题。
    所以，1995年公布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0年代的记录稿，尽管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利用，但有关对外政策方面的情报内容却极少，这绝非偶然。
    从已公布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书信汇编来看，很明显，"东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限于一个"亲密的友人圈"之内；而且，斯大林总是负责向政治局会议的专门决定"准备问题"。给莫洛托夫的那些信表明，自1930年始，苏联政府的首脑们所感兴趣的是，他们只是表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所推行的党政工作的那些被隐匿的原则和方法。其时，列宁关于政治局内必须存在一个所谓"领导集体"的实践已经稳固地确立，所有法令必须获得政治局的决议。1934年2 月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加里宁（国家正式首脑）、柯秀尔、安德烈耶夫（三个政治局委员）和鲁祖塔克（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未能进入"领导集体"。不过，斯大林就连"领导集体"的成员们也很少理会。
    除了党的文件，下面还引用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许多新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外交人民委员会领导就决策的建议方案给政治局的信件。但是，由于研究人员能够看到的那些材料，都是经过档案专家挑选过的，因而很难相信，这些存档材料能反映问题的全部真相。
    在近期公布的有关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外交官们的通信集，他们都是沙皇时期和临时政府期间的驻外使节，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都成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侨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其联系核心就是1921年由巴黎俄侨发起成立的大使联合会。30年代，该联合会的负责人是马克拉柯夫（В .А。Маклаков）， 他是俄国革命前自由运动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与联合会驻伦敦、柏林、贝尔格莱德及欧洲其他首都城市的记者们的通信联系特别活跃。
    这些通信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还是被苏联国外谍报机关所截获（包括副本）。这些出自职业外交家笔下的信件，分析国际问题的视野极为广阔。自然，这些前沙皇时期的外交家们（大使和公使们），与其派驻国的政治和外交界（比如情报人员）仍保持着联系，因而他们的注意中心就是苏联及其外交。正因为如此，这些信件为什么总是围绕着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高层领导为话题，这绝非偶然。
    众所周知，正是在1933～1934年间发生了从战后的20年代向战前的30年代的过渡，尽管这一变化未曾使所有欧洲国家的首脑均引起足够的重视。假如有人企图淡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分裂为战胜国和战败国这一事实，那么这个大欧洲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部分，却总是无论如何抹煞不了的。然而，自"和平主义时代"始，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以克服欧洲间纷争的努力，一直还在继续，直至更晚。看来，只有把那些对"太阳之下"的状况感到不满的国家引入各种国际法关系之中，维护原状，才能够保存整个世界。1934年2月， 苏联驻英国外交代表迈斯基（И。М。Майский）发表对欧洲社会政治生活的观察时归纳说："现时欧洲文明的主要兴趣，就是和平。"当时，西方也有人认为，如果更加积极地吸引实际上还落伍于世界政治进程之外的苏联参与国际事务，将能促进苏联的自然进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特维诺夫（М。 М。Литвинов）的思想与此不谋而合， 他主张通过多边的和双边的协议来巩固国际原状。
    然而，苏联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却是负面多于正面。问题就在于，苏联自己的预期目的与其他大国的目的不同。这些目的反映了一种一贯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略，在苏联存在的整个时期一成不变。其实，只要注意观察苏联领导人的言行，其对外政策的这种倾向就一览无遗。1933年1月，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 就后者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指出："很好。对那些个'大国'关系上自信而傲慢的语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对那些个神气活现的'强国'的委婉而平淡的蔑视，非常好。让他们去'吃喝'吧……"。为此，很可以理解，欧洲国家的首脑们为什么对苏联产生不信任。
    说到前沙皇时期的外交官们，他们则把法国和德国的接近看作是使欧洲平静的关键，用前驻雅典公使杰米多夫（Е。П。Демидов）的话来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使欧洲的生活毒化了一百多年。"他这样地提出问题，是否在表明，及时地审视凡尔赛和约（1919年--译者注）的条款，在"事件的压力下还未能实现时，便可动用武力"？杰米多夫接着还说，这将加强欧洲对"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破坏性影响"的防御。
    欧洲方向始终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占优先地位， 尽管日本于1931 ～1932年间对满洲的侵占已成为远东局势日益加剧的根源。斯大林担心的是过早地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记取俄日战争中失败的教训，故而尽量希望把对日本的作战准备做得更好一些。关于美苏外交关系的前景，斯大林于1932年6月19 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既然他们（美国--作者注）以怀柔诱使我们与日本作战， 那我们就应该让他们见鬼去"。 1933年3月初， 政治局决定对国际联盟就日华冲突举行协议并参加协商委员会的建议，给予"否定的回答"。但过后不久，被日本与德国和波兰进行反苏勾接（我们可以在前沙皇时期外交官们的通信中找出足够许多的证据）的传闻所吓坏的斯大林，对罗斯福有关威胁和平的危险来自德国和日本方面的多次警告，却显得更加敏感。政治局于1933年10月底发给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举行会谈的李特维诺夫的指令中有这样一段："李特维诺夫不可回避具体阐述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如果罗斯福的谈话与我们有某种接近，或者甚至同我们达成反对日本的临时协议，那么李特维诺夫应对此表示赞许"。
    在前沙皇时期外交官们的通信中，对远东多方冲突的危险，及其对欧洲力量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可能影响，给予了多方关注，并且甚至公正地指出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矛盾紧张的症结就在于：对日本而言，苏联正是"天然的敌人和对手"。然而，这些外交官们也指出了苏联拥有的王牌，这就是英国和美国不断增强的与日本的竞争，以及旨在反对日本的中国的民族运动。在分析日本在北方一带的潜在扩张问题时，他们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害怕波德的危险更甚于日本的危险"。
    有足够的理由认为，1933～1934年间苏联的策略（假如所说的并不是指真正相信集体安全思想的李特维诺夫，而是指斯大林的领导及其在狭隘的阶级概念的范围内自转的声名狼藉的实用主义）所反映的并不是对外政策的变化，而是原先反对资本主义战略的实际步骤的更替。
    文献证据证实，尽管纳粹分子在德国登台执政，斯大林的领导在自己的欧洲政策中，仍像从前一样旨在维护拉帕洛条约（1922年）和柏林条约（1926年）的路线。1933年4月底， 苏联驻德全权代表欣楚克（Л。М。Финчук）同希特勒会谈时转达了一项声明，其中表示准备保持和加强苏联与德国之间过去的友好双边关系。希特勒致答词说，双方都被"相互的利益"所连结，而且"这种联系具有长远性"。他接着说，我们具有"同样的"困难和敌人，对边界具有同样的关心，苏联关心的是西部，而德国关心的是东部。照他的话说，"双方可以互补不足，可以相互效力"。希特勒承诺立刻批准关于延长1926年柏林条约的议定书（真的，5月4日议定书就被德国国会批准）。
    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根据不久前的经验，经常谈到两国协同动作的必要性。1933年7月3日，欣楚克在苏联代表处举行晚宴，德国军方高层领导（布隆布格、拉特瑙等）出席了宴会。根据外交代表在其日记中的描述，就可以判断出晚宴上所笼罩的气氛："我说，不能够把德国的军事部分与整个国家分开，所以在苏联和德国两军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德国边防军和红军之间的联系具有久远的渊源和相互需要的基础。"可以认为，外交代表正是依据莫斯科的指令行事的。
    希特勒自愿或不自愿地希望斯大林通过加强"相互效力"改进苏德关系（最终于1939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从自己一方出发也相信希特勒同自己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比如众所周知的是，他在1940年给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里普斯（С。 Криппс）的一份声明中说，德国和苏联都有一个共同的努力，就是改变战后欧洲力量的凡尔赛均势，而这正是英国和法国所反对的。
    很自然，为表明这种共同的努力，还有更加具体的表现。 比如， 1933年8月1日，政治局通过两项直接与德国有关的决定：一是批准同一家德国公司关于为苏联建造潜水艇的条约方案；二是确认于1933年11月间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合适的，其讨论日程包括："国际法西斯主义、军事危险和共产党的任务"。本来决定于1934年9 月召开一次共产国际例会，但众所周知，通过结成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纲领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差不多推迟了一年才召开。似乎，斯大林的反对法西斯的坚定步伐，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急切。
    1933年10～11月间，李特维诺夫在赴美途中接到了政治局关于在柏林作停留的使命。当时双方之间正为国会纵火案中对德国共产党人的判罪引起了猛烈的宣传战。政治局指令称，李特维诺夫"不得拒绝"同德国外长冯·牛赖特（К。ХонНейрат）的会谈，或者， "假如希特勒愿意，那就同他谈"。苏联领导人认为，德国人提议"签订调解苏德之间所有冲突的条约"的建议可能成为会谈的话题。苏联领导人还考虑了另一个方案："假如他们不要求签订条约，那么会谈的调子仅限于让他们了解，我们无意加深冲突，并为恢复过去的关系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政治局认为，"假如李特维诺夫一旦与德方达成相应的意向"，那么对在巴黎与法国外长保罗-邦古（Ж。 Полъ－Бонкур）的会见将极为有利。
    其时，政治局还就"外语无线电转播"通过了专门决议。所有的对外宣传都掌握在严格的党的控制之下。决议的条款之一就规定对德广播"主要"是报道内部消息，是通过塔斯社"获得"的有关莱比锡庭审的消息，"不存在对德国政府人员的个人攻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司有责任"预先检查并批准转播"。
    这样，李特维诺夫在柏林同牛赖特举行了会谈，有关新闻问题的冲突也已经解决，并签署了牛赖特-欣楚克联合公报。公报表达了一些共同的意见，即"现存政府体系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加强两国关系的障碍。后来，在涉及苏联与法国和波兰的关系时，苏联人民委员会又"戏言"补充认为，苏联乐意看到"德国对它们的友好不断增强"。换言之，李特维诺夫"勉强"完成了党的指令，也让德国人知道，苏法和苏波关系在莫斯科看来与苏德关系的状况和前景直接相连，而苏德关系对苏联来说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一状态又由斯大林在1934年1 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在谈及苏德关系紧张加剧时，他说，"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还例举了苏意关系的"最优"经验。在重复了问题不在法西斯主义，"而在于德国政策的变化"后，斯大林明确的意思是准备回到过去的苏德合作的政策上去。这一切还表现在，也是斯大林所说，当时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出现了"向好的方向的转变"，包括与法国的关系。这种转变正是由于德国纳粹上台后欧洲发生的变化所引起的。
    现已解密的档案文件对斯大林关于苏意之间"最优"关系的认定是一种有趣的诠释。这是苏联驻意大利外交代表波将金（В。П。Потемкин）给斯大林的一份呈报。仔细阅读这份文件，联系苏联对1933年签订的四国公约（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的否定立场，就可以对斯大林的领导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中所持的真正的、而不是假装的意图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在这份呈报中可以看出，对墨索里尼5月28日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是赞成还是反对的问题， 主管外交部人民委员会欧洲司的克列斯京斯基（Н。Н。Крестинский）认为推迟签订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同李特维诺夫相呼应，他要求政治局同意与意大利人进行谈判，以苏法条约为基础，并"力求改变某些条款以于我方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