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秦英君先生撰写的《科学乎 人文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之两难》一书，最近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公允的评价，流畅的文字，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与人文思潮作了系统梳理，是迄今为止一部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两难的力作。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异质文化，一为主德的文化，一为主智的文化。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的取向便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选择，陷入了两难境地。从“道器”之争到“体用”之争；从“科玄”之争到“本位”之争；从“人道”、“异化”之争到现代新儒学的讨论，一路下来，都是这种两难选择心态的反映。鉴于以上的认识，作者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问题的内容分为八章，以科学与人文思潮为主线，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的历史轨迹。
    第一章主要追述了19世纪末叶的科学与人文思潮。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19世纪末叶的科学与人文主义内容也自始至终贯穿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知识分子的心态调整过程，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通过传教士的科学输入、洋务派官员的技术引进和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科学化运动。其中“道与器”、“体与用”、“激进与保守”的争论都是这种心态变化的反映。如洋务派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派严复对西方进化论以及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介绍等，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尤其是严复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已不仅仅是停留在表层的物质技术和器物层面，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认识方法、一种理性精神。
    第二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主义的张扬。所谓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简言之，就是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唯科学主义的出现正如第一章所述，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从追求科学到科学崇拜的结果。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救亡图存的需要，导致了一代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迫切渴求，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是由于科学发达的原因，中国要赶上西方，就必须努力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科学的理解还是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初便成为一种崇拜。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方法，同时更是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一种完全可以取代传统价值的新观念。正如胡适先生的描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这就是20世纪初的唯科学主义思潮。
    第三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主要内容有：以丁文江和张君劢为代表的“科玄”论战；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以及以杜亚泉、吴宓、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等。如1923-1924年，在中国思想界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吴稚晖、梁启超、张东荪、王星拱、唐钺、范寿康、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一大批学术泰斗和思想名流参加了这场论争。他们以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为切入点，论战内容涉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与人生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人文精神最大的一次碰撞与对立，也是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理解程度的又一次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