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创刊后，在大力宣扬“民主”与“科学”的同时，还连续刊登文章，发起“汉字改革运动”。钱玄同、陈独秀、吴玉章、鲁迅、蔡元培、瞿秋白、傅斯年、胡适等人纷纷参与讨论，提出“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以及“繁体字改简体字”等主张；《湘江评论》《晨报副刊》《新社会》《太平洋》《独立周报》等刊物也积极推波助澜，使汉字改革在文化界、教育界以至于更大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1918年起，著名音韵学家钱玄同陆续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汉字革命之讨论》《罗马字与新青年》《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等文章。他提出，如果汉字不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那么要在广大平民中开展文化教育普及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国语”也决不可能获得统一。因而，他提出“汉字革命”甚至“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钱氏在提出文字改革的诸多理由，即汉字本身有很多缺点或局限，如他批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初学者认识与书写；汉字的字义含糊，往往一字多义；文法也不够精密，有很强的随意性；汉字的字形已经固定，新生事物及新的理念等名词一无所有，不可能出现新造字；更重要的是汉字记载孔门学说，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纲常名教的载体，不能适用20世纪之新时代。废除汉字以后可以采用人造语（Esperanto，即世界语）以取代汉字和汉语。在从汉字向世界语过渡期间，可暂且借用英、法等文字语言作为补充。
    从思想上来讲，钱玄同并不赞同全盘西化论，他提出上述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与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相关。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几乎与此同时，学界名流李石曾、傅斯年、褚民谊和吴稚晖等人也陆续发表文章，提出“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的主张。如瞿秋白就曾指出，汉字必须罗马化，要根本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傅斯年在当时也提出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认为汉字确实非常难认、难记、难写，而且效用很低，远不如西方的拼音文字方便。钱玄同与其他学者似乎达成这样的共识：“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这些相对激进的主张在当时的文化界和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有人鼓掌叫好，质疑和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新青年》杂志分明感受到了较大压力，陈独秀很快就在该杂志发表文章为“本志”开脱。他说，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对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参见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同时，他也提出这样的疑问：文字与语言是直接相关又有区别的，如果汉字能够加以废除，那么汉语如何改变呢？是否可以先废除汉字而保存汉语，给文字改革一个缓冲和过渡环节。
    从钱玄同所发表的文章看，他倡导“汉字改革”经过了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认为如果只改汉字的形式，采用罗马字母之类的拼音文字，而不废除汉语是极为困难的。例如，文言与白话不一致，各地的方音、方言很不统一。汉字在根本上尚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汉字里的单音字。因为单音文字的同音者有很多，如果改用拼音，就很难分别不同含义的字。对此，傅斯年的观点则显得很清晰。他说，汉语不是纯粹的单音节，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字母加以代替，汉语也绝对能用拼音字母表达。胡适赞同陈独秀关于文字改革的思路，认为中国将来应有拼音的文字。但文言中确实有很多单音字，不能变成拼音文字，必须先用白话文字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变成拼音的文字。胡适的这一意见并不是反对汉字改革，而是要为汉字改革提供一个他认为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