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上半年，李守常（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他“既本非搞图书馆的，于是那时几乎馆内凡多少带专门性质的事，都由我负责，由买书以至编目……也属势逼处此，使我不得不在数学、哲学以外，更买些图书馆学看。”
    他说：“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就在主任室的旁边，因此，我得时与守常同志聚谈。”每年放暑假，他要回乡休假。“我曾两次代理他在图术馆的职务。”
    1918年暑假末期，沙滩红楼盖成了，决定校长办公室、文科与图书馆都要搬过去。他说：“所以北大图书馆第一次的搬家也是由我同大家料理的。”1919年暑假后，张申府“又兼教预科数学与逻辑，不再用教本。”“我所讲的仍是逻辑，记得是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雨天操场）上课，听课的有二三百人。”他这次大大成功了。
    于是，张申府留校虽只有三年，但到了1920年暑假后，就破格提升为讲师，“当时听说陶孟和先生推荐之力为多。”
    张申府并不像一般人，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而是积极投身于其它活动，以谋对社会多作些贡献。
    高度评价蔡元培
    张申府亲身感受到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之所以能使北大旧貌换新颜，张申府认为“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所以，张申府高度赞扬道：“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这一评价贵在超越了北大一校，扩大到了全国；超越了当下，影响到了未来。
    他的高度评价，得到了中外权威人士的印证。冯友兰说：“胡适曾经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蔡元培逝世40周年，张申府年近米寿，特地撰写了《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高度评价说：“蔡先生的一生，以教育为事业，以道德为榜样。对于青年，他总是循循善诱，殷勤教导。”并充分肯定了蔡先生对北大与“五四”的重大贡献：“当时，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声名赫赫。影响全国的’五四‘运动也就从北大而起。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在蔡先生的影响下提出来的。”他对蔡先生深怀感恩之情：“我早年实深受过蔡先生的提拔、教导，至今仍不胜心怀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