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扩大，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烽火迅速蔓延西藏，驻藏川军中的哥老会发动士兵起义，囚禁驻藏大臣联豫，原川军统领钟颖利用其在军队中的影响，杀害起义领导人，释放联豫，窃取藏中军政大权，驻拉萨川军同色拉寺与甘丹寺发生武装冲突，西藏政局混乱，四川亦不安宁，英国驻华使馆向英国政府报告说：“赵尔丰已在四川首府成都被公开处决……四川省一向负责处理西藏事务，但在1912年初该省人民已四分五裂，5个军政府在四川各地行使管理权，四川内部行政机构与税收体系已经瓦解，以致该省既不能提供钱财也不能出动兵员保持至拉萨的道路畅通，看来1800名驻藏川军很可能被切断归路，全被屠杀，藏人将成功地摆脱其宗主国的统治，有效地重建他们的自治权力机构。”（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14,1993年，第292页。）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内部战乱不已，中央政府权力空前削弱，不可能出军支援边疆地区；沙俄正向蒙古伸出魔爪，导演外蒙“独立”丑剧，一时还无力顾及西藏，正可乘机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1912年2月，英国印度事务部拟定了新形势下英国侵藏的指导方针，内容有如下三点：
        “1.中国在西藏有宗主权，而无主权，也即他们可派驻藏大臣驻拉萨，但不能干涉西藏内政。2.除驻藏大臣拥有纯属礼仪性的小型卫队外，中国军队不得驻在西藏。3.除驻藏大臣及其属员外，中国文职官员不得驻在西藏。”（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2，1966年，第434页。）从上述内容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被完全剥夺。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备忘录中对英国侵藏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西藏名义上仍保持中国拥有宗主权的自治国地位，实际上，应使其处于完全从属于印度政府的地位”，（注：Dorothy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A Political Review of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1969年，第149页。）也即最终使西藏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邦。基于这一侵略方针，英国侵略者向达赖暗示“中国暂不敢进兵”，鼓动他们回藏“收复主权”。（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在英国唆使下，达赖派其心腹达桑占东回藏，组织藏军，发动叛乱。6月，达赖一伙从噶伦堡动身返藏领导所谓“独立运动”，命令叛军向拉萨等地发动总攻，并向川边进犯，相继攻陷理塘、江卡、贡觉等地，进而围攻巴塘和昌都。英国怂恿达赖集团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激起全国各族人民愤慨。云南都督蔡锷认为“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覆亡之虞”，（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四川都督尹昌衡更进一步指出：“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危”，（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一致要求袁世凯政府出军平叛。袁政府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命令尹昌衡进军西藏，蔡锷派军支援。尹昌衡指挥川军，在川边击败西藏叛军，解除西藏叛军对巴塘和昌都的围攻，收复理塘、贡觉与江卡等地，滇军亦攻克盐井，使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遭致沉重打击，英国向川边扩张侵略势力的阴谋彻底破产，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尹昌衡在组织和领导川边战役的胜利中功绩卓著，应予肯定。
        英国见川、滇两省出军平叛，达赖叛军不堪一击，急忙从幕后转向前台，向袁政府进行交涉。
        1912年6月23日，朱尔典往见袁世凯，指责川军进藏平叛，他说：“川军远征西藏的军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实际情况是四川省每年需负担庚子赔款的份额100万银两，他们却拒绝支付，正用这笔钱充作远征西藏的军费，同时，中国为填补赔款的差额却向列强借债”，他警告说如果川军进入西藏，“英王陛下政府将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任何贷款。”（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2，第430-431页。）8月17日，朱尔典又奉命向袁政府外交部递交英国政府备忘录，主要内容有：“1.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否认中华民国有权超越1906年中英协定第1条的规定，干涉西藏内政。2.自1910年以来，中国在西藏采取行动，接管该国内政，并且1912年4月21日袁世凯总统令所宣布的政策，直视西藏为与中国本土省份相同的省，中国政府对此应予否定。3.中国政府可派驻藏长官，带适当卫队驻拉萨，有权在西藏对外事务方面向藏人提供意见，但不得在西藏派驻无限数量的军队。4.英国在准备承认中华民国前，需得到中国政府有关上述1至3点的书面声明。5.在中国未作出这一声明前，英国将向中国完全关闭中印边界，只许从拉萨撤至印度的中国军队越过边界”。（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2，第435页。）英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故伎重演，妄图用“宗主权”概念破坏中国领土主权，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诱饵，引诱袁政府上钩。9月，英国驻华使馆再次向袁政府送交照会，声称中国若派兵入藏，必与英国有“直接之冲突”。（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66页。）
        袁世凯刚刚窃取政权，财政十分困窘，急需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和援助，以便镇压国内革命力量，建立独裁统治。英国以提供贷款、外交承认与武力威胁为手段，向袁政府施加压力，果然取得成效，袁世凯命令川、滇两省西征军停止前进，特别告诫尹昌衡不得派军进入藏境，“致启衅端。”（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83页。）西征军被禁止入藏讨伐叛乱，使达赖集团获得喘息机会，为他们消灭驻藏川军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钟颖为首的部分川军，在哲蚌寺与丹吉林寺广大爱国僧众支持下，坚守拉萨，西藏叛军久攻不克。朱尔典致函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四川与云南两省实际上已不受中央政府控制，主张就困守拉萨的川军撤离西藏作出安排，这样既可“增强北京政府在同四川协商时的力量”，亦可“消除他们向西藏进军的各种借口”，（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2，第431页。）英国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指使尼泊尔驻藏官员出面调解，以保证川军安全离开西藏为条件，诱使驻拉萨川军放下武器，分批经由印度返回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