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泛斯拉夫主义者将这场战争看作是履行俄罗斯使命的“圣战”。波高金称俄国在斯拉夫兄弟的支持下，定能占领君士坦丁堡，将其变成全体斯拉夫人的首都。波高金的泛斯拉夫思想已经滑向极端民族主义。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击破了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政治梦想，追求政治统一的目标受到严重挫折，但泛斯拉夫运动没有偃旗息鼓，只是从崇尚武力退回到寻求语言文化的统一进程中，而且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追求的最终目标没有变，只是将文化统一作为政治统一的过渡或阶段性目标。
    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运动采取文化的形式发展，如以慈善基金、图书、津贴、奖学金等形式资助其他斯拉夫民族的东正教教会和学校。由波高金和阿克萨科夫先后担任过会长的“莫斯科斯拉夫慈善委员会”借助各分支机构，以慈善活动为招牌，宣传斯拉夫主义，传播俄罗斯语言和文学。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也积极帮助和参与该委员会的事务。俄政府利用这一组织扩大俄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而委员会则利用政府的支持扩展组织规模和推行其政治主张。沙皇外交官埃格尔·科瓦列夫斯基相信“莫斯科斯拉夫慈善委员会”的工作“将来无疑地要产生收益”（注：Н。Попов：И[,3]истории Славянского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гоКомитетавМоскве，Москва，1871,c.45.）。
    语言是泛斯拉夫运动的主要手段，泛斯拉夫派认为只有俄语才能将斯拉夫人拴在一起，因此极力鼓吹俄语是斯拉夫各民族的首要语言，提出各种证据说明俄语的第一性，以使“其他斯拉夫人相信得救和进步在于接受俄语”（注：Boro Petrovich:Russian Pan-Slavism,p.162.）。正如德鲁日宁所说，“把俄语作为全体斯拉夫人的语言的主意，体现了俄国在斯拉夫运动中居领导地位这一论点”（注：Н。 Дружцнин，ред。：Славя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СлавянскийВопросиРусскоеОбщество，Москва，1948,с。6.）。泛斯拉夫主义的追随者还要求其他斯拉夫民族放弃自己的母语，将俄语作为唯一的选择。他们认为俄国语言、文化和广袤的国家是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希望，任何其他斯拉夫民族都用不着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他们声称只有俄语是从教会斯拉夫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继承了斯拉夫宗教的一切传说和一切权利，只有俄罗斯民族才是教会事务方面以及文学方面的斯拉夫遗产的忠实保护者，俄罗斯的文学语言享有“全斯拉夫人”的历史权利。俄语不仅是斯拉夫文化的象征，也是斯拉夫民族的象征，东正教精神的象征。俄语不仅是所有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代表，而且是保护非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及其文化免遭非斯拉夫文明侵蚀和吞噬的防护墙。这里语言不仅与文学有关，还与斯拉夫的民族生存和东正教的宗教地位有关。对泛斯拉夫派而言，认可了俄语的主导地位，就是接受了俄国的政治领导地位，同样也认可了俄罗斯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领导地位。倘若语言是多样性的，那就表明斯拉夫各民族的政治意愿是不一致的，这样斯拉夫民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就谈不上了，俄国想成为斯拉夫领头羊的梦想也就化为泡影了。因此统一的政治目标需要统一的语言作奠基，俄国泛斯拉夫运动似乎找到了斯拉夫民族统一的最佳方法。不难发现，强调语言的统一和集中，反映出泛斯拉夫主义在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沙文主义。他们一方面支持俄国政府在疆土内对非俄罗斯民族的俄罗斯化洗涤，另一方面支持在疆土外对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强权政治。他们反对非俄罗斯斯拉夫民族正在形成的民族意识和初露端倪的早期民族主义，比如阿克萨科夫抨击乌克兰在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俄国事业的自愿和自觉的叛卖者”，威胁了俄罗斯帝国的完整和斯拉夫人的太平盛世。（注： S. Lukashevich:Ivan Aksakov,1823-188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13.）
    三、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综观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的历史，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泛斯拉夫主义始终存在，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泛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大斯拉夫联盟政策取向的观念动力。
    19世纪中后期，泛斯拉夫主义的许多观点都体现在沙皇对外政策中。在东正教教会的支持下，沙皇接受了泛斯拉夫学者有关“罗马－日尔曼世界与斯拉夫世界相互排斥，东正教是斯拉夫人的真正宗教，只有俄国的救世主义才能解放在东欧居多数的全体斯拉夫人”的观点，以“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名义向西扩张，对西斯拉夫的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强行实施俄罗斯化，规定俄语为官方语言，以语言为载体，推行俄罗斯文化，限制所谓的异质文化。同时利用宗教信仰，鼓吹东正教是共同准则的“全人类宗教”，试图感化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抵制其它宗教对斯拉夫民众的影响。俄国视巴尔干斯拉夫事务为己任，利用巴尔干斯拉夫民族要求独立的愿望，把自己装扮成巴尔干斯拉夫人民的“解放者”。然而，沙俄在巴尔干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要把巴尔干各国由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二是控制东南欧市场和黑海贸易。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平和民族自决立场，苏俄政府抛弃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承认中东欧和巴尔干斯拉夫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与之建立民族平等关系。然而，斯大林时代却使俄罗斯泛斯拉夫联盟志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在版图上，苏联统合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比布科维纳等地，并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途径对中东欧地区的其他斯拉夫国家进行控制，建立了“华约”和“经互会”，形成以苏联为主导的等级型国家集团。究其原因，其中既有传统的地缘安全战略因素，又有西方孤立苏联的外部逼压，更重要的是泛斯拉夫联盟意识的潜在影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域面积缩小了1／4，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因中东欧国家的脱离而大为收缩。如今只有独联体才能让大俄罗斯主义者回味泛斯拉夫联盟的梦想。确实，独联体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屏障，也是俄国重振大国影响力的重要依托。俄一直视独联体为其“切身利益之所在”，称对独联体地区“负有特殊责任”。叶利钦在1995年9月的《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中指出， 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在俄外交政策中居优先地位。1996年3月， 俄独联体政策取得了突出成就，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关于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的条约》，从而为独联体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准共同体的样板”，此举开始了独联体向紧密型联盟方向的发展。而走在前列的是俄白联盟的形成，1999年11月双方已正式签署合并条约，准备组成联邦国家。这似乎让具有泛斯拉夫思想的人看到了某种希望。科索沃战争迫使南斯拉夫要求加入俄白联盟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斯拉夫其他民族的亲斯拉夫者组成志愿军要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兄弟共同作战恐怕多多少少折射出泛斯拉夫思想的影子。
    第二，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迎合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需要，与俄罗斯东正教“救世论”相吻合的“俄国中心主义”和“大国使命感”演变为超越斯拉夫范围的世界性大国意识，成为俄国对外政策的精神支柱。
    在大俄罗斯意志支配下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真正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冷战时期，苏联在以往疆土扩张战略基础上，以意识形态为武器，实行其大俄罗斯主义路线，在理论上形成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用“国际分工论”、“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框住别国的民族意识，从而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军事等方面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把全面维护苏联利益作为其他斯拉夫国家的责任。
    冷战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转舵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西方对俄罗斯的戒心。西方蚕食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打压俄罗斯的国际威望，使得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趋下降，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又束缚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施展空间，这一系列因素激起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帝国情结是俄罗斯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俄国人普遍因为美国不把俄罗斯看作是“大国群体的一个成熟的成员而深感震惊”。他们认为，俄罗斯在千年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特点，应加以保持和发扬，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肩负起它的特殊历史使命和占据它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这种民族认识和理念有着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任何一位俄罗斯领导人都不能无视这种深厚的民族情结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因此致力于追求恢复大国地位已成为俄国政治领袖必须树立的政治信念和国家精神。1997年12月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文件，确立了恢复大国地位战略。大国路线对俄罗斯来说，不仅意味着实力，而且意味着生存。俄罗斯的大国历程中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因素在驱动，在俄罗斯的传统思维中，俄罗斯只有作为大国、强国才是安全的，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战略定势，难以改变。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认为“不具有天然地形地貌保护的俄罗斯，觉得容易受到经常的地缘政治侵略是其命运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现在俄国“通往世界海洋的通道问题再次成为俄的现实问题”。对21世纪的俄罗斯来说，地缘安全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而斯拉夫地区的地缘政治是俄国整体地缘政治的主要方面，这一点将对其外交决策产生久远和深刻的影响。
    第三，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中的“反西方性”一方面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立和冲突具有深刻的传统基础，从而使俄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与西方抗衡的立场，而另一方面，这种传统文化又决定了俄罗斯外交决断的独立意志，俄国对外政策不可能是从属性和依附性的。
    俄罗斯文化优越论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和对比中产生的，它是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原动力。从某种角度讲，泛斯拉夫的“反西方性”、“反资本主义意识”是俄国的一种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践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西方文明体现了知识、科学及其成就，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迫使俄罗斯社会同西方交流；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与俄罗斯精神格格不入的不合理世界，是机械主义的、危机四伏的无秩序的世界。俄罗斯既想接近西方又觉得与西方难以协调。我们看到了彼得大帝卧薪尝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韧劲，也看到了在他身上表现出的俄罗斯价值观与西欧文明的冲撞所造成的尴尬。同样叶卡捷林娜二世与西欧大思想家讨论哲学上的理想世界，但她却仍以俄罗斯的专制方式统治国家和进行帝国扩张。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不信任、不融合是双向的。一方面，俄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上难以与西方弥和。今天虽然俄“焊接”了西方式的民主框架，但从民族心理上说，俄罗斯在情感上仍不认同西方的“精神”，不接受西方的领导地位，甚至反对西方、憎恨西方。许多俄国人认为，冷战后处于衰弱状态的俄国与美国的关系比对抗时代还要差，即使在俄罗斯民主继续发展和形成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俄美在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合作也不会有一致意见，而且在一些问题上还会有严重分歧。另一方面，俄国的历史让西方对俄罗斯存有根深蒂固的成见，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认定俄罗斯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有着天然的“帝国冲动本能”的外向型民族，俄罗斯外交政策根植于其扩张主义的民族性之中。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报告》认为，“尽管俄罗斯不再是超级大国，它对美国国家利益仍是最大的、潜在的挑战者，莫斯科仍拥有可以消灭美国的核武库”。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削弱、抑制俄罗斯的战略一时不会改变。
    科索沃战争后，俄国内反西方情绪加剧，俄罗斯与美国利益冲突愈加凸现。美国制定了发展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坚持要修改《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俄对此极力反对，表示要采取“报复性措施”。在俄国内车臣分离主义问题上，美欧向俄施加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议会威胁要冻结对俄援助，普京立场坚定，手段强硬。1999年11月叶利钦从欧安会上拂袖而去充分表明了俄与西方的对立。由于北约新战略觊觎主控全欧乃至全球安全，欧安组织又有靠近北约的趋势，因此，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战略上的不和将会是长期的。
    泛斯拉夫思想中的大俄罗斯主义对俄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长远的，这种思想的动力来源于俄罗斯追求大国地位的宗旨和目标自始至终，只是在不同时期策略和手段不同而已。
    四、结束语
    泛斯拉夫主义的部分思想对沙俄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但它没有成为普遍性的民众运动，泛斯拉夫派的政治主张也没有被沙皇政府全盘接受，原因何在？首先，专制制度本身妨碍了泛斯拉夫主义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19世纪的俄国受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任何政治运动都有政治民主的要求，泛斯拉夫主义也不例外，沙皇政府推行的是君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害怕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担心公开支持泛斯拉夫运动会导致一场民众性的政治运动，威胁沙皇统治。所以沙皇不可能因泛斯拉夫主义的政治观点符合其对外扩张政策而承认人民的民主权利，沙皇及其大臣们也不容许社会舆论压力决定他们的政策，侵害他们的专制特权。其次，外部因素制约了沙皇政府直接利用泛斯拉夫主义。圣彼得堡的决策者对泛斯拉夫是有感情的，但是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效果比泛斯拉夫感情更重要。构筑泛斯拉夫大厦障碍的不仅有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以及英法等列强，还有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非斯拉夫民族，更令沙俄沮丧的是斯拉夫民族内部诸如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纷争和波兰向俄罗斯领导权的挑战。沙皇明白公开推行泛斯拉夫联盟政策无疑是自杀，不仅西欧列强不答应，斯拉夫内部也会反抗。沙皇支持境外斯拉夫民族的独立运动以不与西欧列强直接交战为底线。再者，以策略手段隐蔽战略目的。沙皇政府对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理论和活动，始终采取默认和纵容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宣传，恰好迎合了沙皇政府对外扩张的口味，泛斯拉夫主义鼓吹的理论可作为其对外扩张的舆论先导和试探，让泛斯拉夫运动起着政府官员起不到的作用。大俄罗斯主义披上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外衣，有利于沙皇在“解放”斯拉夫人的幌子下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发动对外战争，实现不易公开的斯拉夫大帝国的野心。所以，沙皇从没有否定泛斯拉夫主义的大斯拉夫联盟计划，即使这一计划遭到挫折或失败，也由泛斯拉夫主义者来承担责任。
    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大都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这使得泛斯拉夫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理论色彩和社会影响，而且泛斯拉夫学者将理论直接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对俄国外交产生重要影响。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修改了早期泛斯拉夫运动的基本理论，将泛斯拉夫运动打上了俄罗斯色彩。一方面他们继承了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观点，称西欧在精神和文化上已堕落，俄国的使命是振兴欧洲。另一方面又称俄国的历史使命倘若没有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支持则无法实现，因此必须将斯拉夫各民族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中解放出来，组成由俄国领导的斯拉夫联盟。由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吸收了斯拉夫主义思想，两者在俄罗斯的民族性、俄国的历史使命等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泛斯拉夫派只不过表现得更极端，所以很难分清19世纪俄国民族主义者同泛斯拉夫主义的界限。
    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思潮经过政策的实践，与固有的“俄罗斯观念”相交融，逐步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文化底蕴，首先，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具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和民族特质；其次，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影响具有时代性，时代变化、制度变迁都使得泛斯拉夫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强弱不一；最后，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自始至终以维护俄罗斯民族利益为最高宗旨，这一点表明了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所谓斯拉夫人事业的虚伪性。恩格斯为此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3页。）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屈辱，斯拉夫民族统一成了俄罗斯对外挥舞的一面大旗，而历史到了20世纪末又似乎出了某种相似。俄罗斯跌落为二流国家，不再像前苏联那样能发号施令，俄罗斯人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在这种背景下，沉淀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中泛斯拉夫情结的涌动就成为一种必然。俄国内有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在恢复历史继承性的基础上，实现斯拉夫民族的统一，恢复大俄罗斯帝国。从某种角度看，俄白联盟正是这种思潮的反映。研究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对把握21世纪俄罗斯大国之路的实现途径和范式显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