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强化舆论宣传，重释接办意义，凸显主导话语
    董事会和教职员工的反应很难令教育局满意。即便是那些拥护接办工作的意见，也偏离了最初预想的正确轨迹。宣武区在工作汇报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一般教师对接办工作都非常拥护，但对国家经济建设好转这一点体会的是不够深刻的，多感到过去做个私小教员地位低，对个人面子上不好看。”(58)西四区在接办之初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59)。针对上述情况，教育局加大了宣传力度。由于接办开展之时正值国庆前夕，各校纷纷将接办教育和国庆教育相结合，深入开展思想动员工作，从而使官方意识形态进入学校。学校一方面组织召开教职员工大会与座谈会，另一方面召开学生会、家长会，并举行各种联欢会、庆祝会，将接办工作与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共产党的恩情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情感动员的方式引导师生从政治角度理解接办的意义。正如教育局在接办经验总结中所言：“结合国庆，结合祖国三年来伟大的成就，结合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丰富了接办的内容，同时也使得国庆节的宣传工作有了更生动、更实际的内容，使广大师生通过接办，更能体会到祖国的伟大，进一步激发了师生教学、学习的积极性。”(60)
    教职员工被要求不断在有组织的公开场合说出自己对接办的认识和感受，通过开放场域中的反复表达来强化正确叙事的记忆。与此同时，接办人员开始对教师进行以政治面貌、政治态度为主要内容的调查，并涉及教员与校长尤其是反动校长的关系(61)。被认为存在问题的教师，很可能会被调离工作岗位。这一措施也促使教师进行正确的公开表达，不管主动抑或被动。在强化宣传、组织学习和审查的多重攻势下，教职员工明白了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何种表达对自身有利。一位教师在全校庆祝大会上以情动人，感激涕零地表示：“我是没有母亲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次才感到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母亲，今后可得好好干了！”(62)育群小学的教员说：“我们要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加强学习，提高教学来报答毛主席。”(63)对于接办政策，教师的认识逐渐超越个人得失：“决定的英明，想的周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政府！”教职员纷纷表示和党、政府更接近了：“过去和毛主席好像是叔伯关系，现在改为市立就是亲的了。”(64)
    学生方面，学校要求他们在庆祝大会上结合国家建设成就进行主题发言，并办壁报进行宣传(65)，增强政治觉悟和意识。泄水湖小学的一名学生就在庆祝大会上郑重保证“要跟着老师好好学习，锻炼身体，不然对不起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心”(66)。而参加庆祝大会的听众也积极融入了这场政治化戏剧当中，学生们掌声雷动，欢呼“毛主席万岁”，高唱“解放区的天”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67)。由于少先队多在公立小学建队，因此私立小学的接办为小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参与的机会。通过宣传，很多孩子都表达了对加入少先队的热烈期盼，政治归属感无形中增强(68)。
    学生家长也参与了政治化氛围的建构。由于可以节省开支，家长多数都是赞同私立小学接办的。但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家长开始将从改革中获得的实惠与党和政府的关怀建立联系，并通过言行不断加深这种关联。如铸新二小学生的家长说：“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国民党有钱都入腰包，共产党真能为人民办事。”(69)洁如小学的家长说：“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老师和家长的困难问题，这次都由毛主席给解决了。”(70)在这种逻辑下，教育孩子自然就不再单单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情了，培养孩子是为祖国输送人才，以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例如，德新小学召开家长会之际，家长踊跃出席，亲自搭台，布置会场，给学校送锦旗，给政府献鲜花。他们感谢毛主席解除了他们的困难，并进一步把孩子们教育好。据载，家长会上不少母亲非常激动，她们握着拳头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表示一定要好好教养孩子，密切与学校的联系，为国家培养好下一代(71)。
    3.以立场分优劣：校长的调整与撤换
    当教师、学生和家长在宣传教育的感召下共同营造学校的政治化氛围时，部分学校的领导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进一步保障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由于所接办的学校情况较为复杂，政府在接办工作的准备阶段，就强调对小学校长进行调查，将各校校长的性格特点和工作问题记录在案。例如：东单区树德小学校长系基督教徒，信仰深，搞小圈子，排斥非教徒；仰徽小学校长毕业于震旦大学，但文化很低，思想落后，常说怪话，对学校工作毫不负责，对教员不领导，限制教员人工会；德新小学校长系教徒，工作能力很差，不能领导学校工作，在校没威信(72)。前门区洁如小学校长据查有政治问题，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立德小学校长系天主教修士，思想很反动，与帝国主义分子教士联系很密切，与其他教员不合，经常发生冲突(73)。崇文区立达小学校长作风恶劣，素质坏，对政府阳奉阴违；求智小学校长是个未作交代的国民党员，思想落后，不靠近政府；新民小学校长解放前是个商人，不服从组织分配，能力差、文化水平、政治水平低(74)。根据类似调查，最初的工作计划中，共打算撤换校长15人，其中教会学校6人，一般私立学校9人(75)。
    然而在接办的第一阶段，更换校长的数目就超过了计划数，达25人之多，超过全部接办小学总数的40％(76)。从上述调查可以发现，被认为需要撤换的校长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几方面：教徒；思想政治反动落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群众基础薄弱。但这些问题是否真实反映了校长的实际情况？而哪些问题在撤换校长的决定中占据着更为主导的地位？
    我们以崇文区志馨小学校长赵某为例进行分析。她是此次校长撤换中比较典型的个案，教育部门的调查报告这样描述：“赵某，女，今年46岁，群众，天主教徒。自己说是昌黎贵真女子高中毕业，实际上连十足的小学程度都不够，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文化程度过低，政治认识太差，没有工作能力。不用说作学校领导，就是当个小学教员也不能胜任。”(77)如果这一陈述属实，那么撤换赵某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甚至大快人心的事。但从对该校接办的记录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她在庆祝接办的师生大会上讲话：“我十年精力都用在办教育上，今天把这个学校办好了，双手捧给政府来接办，今后别叫我校长了！”她发言完毕，许多学生都流下泪水(78)。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赵某在学生中颇受爱戴，因此“工作能力差、不适合做领导”的评价过于牵强。而从她讲话的水平看，“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的指责过于夸张。根据民国时期教育部门对中小学校长的规定，任职标准主要包括法定资格和行为标准两方面，前者限定了作为一校之长的基本学历门槛，后者规定了校长日常管理中的职能、德性和态度(79)。如果一个人的学历和品行操守达不到一定标准，董事会很难会将其聘为校长。那么，赵某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让区文教科做出上述判断？她在与调查员谈话时说她“文化太低，政治太差，工作能力不行，根本不能动脑筋，无论如何不能在学校工作。脑子不好，愿意做体力劳动”；当调查员问她是否可以学习提高，她说自己脑子太差，学习也无济于事；调查员据此判断她不适合在学校工作，当问及工作意愿时，她说：“在文教部门不能工作，只有让政府管我饭，管我住，给我买两只羊，我养羊，羊大了挤奶卖。”(80)联系赵某在接办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我们能够感到她对调查员所说的话是在赌气，表达她对政府接办其苦心经营的小学的不满，宣泄情绪。只不过这些情绪化表达被调查员很好地利用，作为将其撤换的主要依据。而撤换的真正原因也呼之欲出：赵某作为天主教徒，政治认识差，其立场与政府路线之间存在距离，不愿意被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