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似，其他被撤职的校长也多因无法与政府路线保持一致而被贴上“文化水平低、思想落后、不负责任”等标签。而对新任校长政治身份和立场的强调也进一步印证了校长撤换的主要依据。例如，到仰徽小学担任校长的象鼻子中坑小学教员吴某是团员(81)；汇文第三小学现任校长杨某由区文教科介绍，系青年团员；铸新第二小学校长李某，政治上比较进步，曾任区代表；穆华小学校长由崇文区穆德小学教员杨某(青年团员)来担任；右安门后街小学教员贺某(团员)、城隍庙小学教员孙某(青年团员)、天桥小学教员张某(青年团员)分别担任慈爱小学、嵩云小学和正宗小学的校长(82)。经过调整，新任校长能够更主动地领会中央精神和政策，并积极地贯彻执行。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范围过大，标准过于偏激，就连教育局也认为有些学校校长撤换不当，恐引起他们的不满以及未接办小学校长的恐慌。如上文提到的仰徽小学校长，被撤职的主要原因是“有时说些落后和反动的话”，但接办人员却无视他“解放后捐产兴学，该校房舍、家具等基本上都是他独资购置”的事实(83)。教育局下文要求对这种偏激的做法及时予以纠正，恢复部分学校校长的职务或将其安置在特设的副校长职位上(84)，既保证“校长”职位不变，又削弱其影响和权力。最终，共有16名校长被撤换(85)。
    此次私立小学校长撤换是一次政治意味较强的调整。新上任的领导班子更加拥护新政权，政治立场也更坚定。加之他们担任校长之职是由领导部门直接任命，改变了之前校长由董事会推选的程式，校长首先要对上级领导负责。1952年颁布的《小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小学不论公办或私立，都由市、县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小学采校长责任制。设校长一人，负责领导全校工作”(86)。该规程进一步保证了新任校长在基层师生中间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和指示的效力。
    四接办后的变化：新型学校文化初现
    截至1956年，北京市的私立小学被全部接办(87)。私立小学被政府接办成为公立学校。不仅仅是学校所有权和管理权发生了转移。在新政权意识形态建构的语境下，私校的接办同时意味着学校文化的重新洗牌，从而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入提供契机。如上所述，在接办过程中，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入，师生的言说方式和思考逻辑已经在逐渐发生改变，领导班子也根据实际需要作出调整，学校的政治化氛围日益加重。而在接办之后，学校文化更是呈现出崭新面貌。
    学校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建立了更为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私立学校曾经拥有的管理和资金来源方面的独立性不复存在。接办之后，各校首先明确加强思想领导，建立会议、日常学习等制度并加强集体备课以统一教学思想，要求教师全部参加政治学习。各校还规定了时事和业务学习时间，到校和离校时间，增强了纪律管理。管理加强后取得了一定效果。例如，宣武门外大街小学原来只有两三份报纸，现在已有十一人订报；西什库小学教师二十二人中在接办前政治常识测验只有一二人及格，现在只有一二人不及格，时事测验全部及格(88)。财政方面，学校的任何开支——大到校园维修、小到添置桌椅运动器材一一都需要上报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且往往需要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才能获批(89)；更不用说教职员工薪水发放等重要开支(90)。
    私校接办之后，学校已经失去了制定课程和选择教科书的权利。各校须根据中央规定，废除正式课程之外的其他科目，且要使用官方提供的教科书。当时的教科书编写尚处在摸索阶段，收录了许多以成人化视角和口吻写就的课文，官方价值观念以一种较为生硬的方式进入。教育部门还通过书刊引导教师，以确保教学的正确性和统一性。除此之外，学生课外生活的面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少先队作为组织学生课外生活最重要的组织，在接办后的学校纷纷建立。随着“红领巾荣誉感”的形成与传播，学生更为积极地认同少先队及其所宣扬的价值理念。通过少先队，儿童的课外生活经历了集体化和纪律化的过程。
    私立小学接办之后，初等教育领域思想多元的局面开始萎缩，官方一元化的价值观念成为主导。新型的学校文化不论在管理还是在思想上，均呈现出政治化、集中化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正确与错误截然对立，立场与前途连为一体，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失去了公开表达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