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产生了以“银荒”为中心的货币危机，银贵钱贱的现象日益显现。本来，银钱法定比价是一两纹银换制钱1000文。从顺治元年到嘉庆十二年（1644-1807）的164年间，银钱比价虽不能完全稳定在1000文上，但始终徘徊于1000文上下，波动幅度不大。而嘉庆十三年（1808）以后，银价开始激剧上涨，至鸦片战争前夕，某些地区的银钱比价已达到1600文。鸦片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六年，“南方银一两皆以两千为准，北方闻更增于此”[1]（P237）。这在清朝货币史上可说是“历年所未有”。由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零售和工资用钱，而商品批发和财税交纳用银，故银贵钱贱自然使以钱为价值尺度的“零售和工资”吃亏，由此造成“小民重困”、“钱粮难纳”[2]的严重情形，引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关于货币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成为鸦片战争前后朝野上下的热门话题。朝野人士纷纷议论，并且苦心焦思，筹划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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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朝野人士议论最多的话题是产生银贵钱贱的原因究竟何在？综合当时人士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1.偷铸小钱说。这里所说的“小钱”为钱质轻的制钱。早在嘉庆十七年（1812），清仁宗谕：“朕闻江苏宝苏局近日所铸钱文，多搀和沙子，钱质薄脆，掷地即碎。外省设立钱局，鼓铸钱文，应遵照定式斤重以期久远流通。今该省钱质如此薄脆，自系经手官吏匠役等克扣铜斤，搀和沙子所致。事关钱法，不可不加以整顿。”[3]（P7690）嘉庆二十五年（1820），御史王家相奏称：“近日江苏宝苏局所铸官钱，铜少铅多，而官铜偷铸小样钱，每钱一千不及四斤，民间号为局私，自苏松至浙江、江西，流通寖广，以致银价日贵，官民商贾胥受其累。”[4]（钱币七）此一派观点认为，由于制钱局私自克扣铜斤，偷铸小钱，致使钱值日轻，“银价日贵”，因而出现了银贵钱贱的现象。
        2.钱票夺取制钱地位说。道光十八年（1838），盛京将军宝兴奏称：“近年银价日昂，由于奸商所书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5]（卷3,P23）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在《钱法议》中也说：“今之钱贱，本非钱多，以上下皆便用银，富者又多藏银，银始不敷用。北人行使空票，南人多用洋钱，制钱不过供民间日用而已。银安得不贵？”[6]（P527）此一派观点认为，由于钱票流行，致使制钱相对过剩，因而产生银贵钱贱的现象。
        3.“生齿日繁、费用日广”说。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贺长龄。道光十八年（1838），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奏陈《钱票有利无弊折》：“然则银何以贵，钱何以贱？盖天下之平久矣。二百年来，生齿日益繁，费用日益广，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也。兼之钱质繁重，难以致远，各处行用，良恶贵贱又不一致，故民间会兑止于近城，间有舟车运载，尚不及银百分之一，积而见多，安得不贱？银则轻而易赍，所值又多，各处行用，大概相同，数千里外，皆可会说，散而见少，安得不贵？”[5]（卷3,P23-24）贺长龄认为，银贵钱贱的原因并非是由于钱票盛行，而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银的需求日益增长所致。
        4.国家重银轻钱说。道光二十四年（1844），江西巡抚吴文鎔奏称：“今国家承平日久，合计有炉十四省，每岁卯额得钱一百十四万串有奇，流行百数十年以来，钱固已日见多矣。然使钱日多而银并未少，亦不至畸轻畸重之甚。无如耗银之端百出，银且日趋于少也。以日多之钱代日少之银，似属用之至便，不知用也者，通上下兼出入言之。只计出而不计入，则银之势偏于重而价仍昂，钱之势偏于轻而价仍低，价不平，用固不能通也。”[4]（钱币七）道光二十五年（1845），御史刘良驹在《银钱画一章程折》中也说：“今之银贵由于钱贱，实由于用银太重，用钱太轻。我朝承平数百年，历代所铸之钱流行宇内，然自小民日用之外，殆无用钱之处，此制钱所以日轻也。部司库藏皆以银为出入，此纹银所以日重也。”[4]（钱币四）此一派观点认为，出现“银贵钱贱”既非由于银少，也非由于纹银外流，而是因为国家的重银轻钱政策，使“耗银之端百出，银且日趋于少”，因而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
        5.纹银外流说。早在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即在《请严禁海洋夷商私运内地银两及贩运洋钱折》中奏称：“向来外洋夷民准与粤东沿海地方客商以货物互交易……近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借护回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达至百数十万之多，并将外洋低潮银两制造洋钱，又名番饼，以名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始则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渐渐流行。”[7]（P16-17）道光二年（1822），御史黄中模在《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以裕民生折》中说：“近者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小民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其亏者咸以为苦。臣细加采访，实因广东洋面偷漏依然如故，以致内地银两渐少，其价日增。……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身，莫此为甚。”[8]（P13-14）道光九年（1829），御史章沅《请禁夷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折》说：“其人赋性狡黠，纯用机心，卖物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之十七；或仍以番银给还，则断不收纳。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银之耗日多，此岂寻常偷漏可比？”[8]（P50-51）持这一观点的还有陶澍、林则徐、王庆云、魏源、包世臣、龚自珍等人。此一派观点认为，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纹银外流。所以出现纹银外流，原因有二：一是外商以“番银”套购纹银出洋；二是外商在贸易中“非法”以货易银，“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出洋，尤其是鸦片走私贸易“耗银尤多”。
        上述五种观点，“偷铸小钱说”和“钱票夺取制钱地位说”在当时不占主流，主张者少而反对者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因白银的供不应求而出现“银荒”是导致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而在探讨造成“银荒”的原因时，主张“纹银外流说”的人又占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