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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朝野人士不仅探讨银贵钱贱的原因，而且还苦心焦思，筹划对策。由于各人所见不同，因而所提方案也不尽一致，“或议劝捐，或议改铸，或议开矿，或议行钞，纷如聚讼”[4]（钱币四）。综合当时人士的各种主张，大致可分为七类：（1）禁银出口；（2）禁烟入口；（3）广开银矿；（4）重视制钱；（5）议行大钱；（6）禁银行钞；（7）自铸银元。其中，由于禁银出口、禁烟入口和广开银矿三种方案不涉及币制，因此不拟讨论。这里只讨论另外四种方案。
        1.重视制钱。持这一观点的有包世臣、吴文鎔、吴嘉宾、刘良驹、朱镕等人，但各人的具体办法又各有所异，其中以包世臣的论述最为系统。道光十七年（1837），包世臣《再答王亮生书》说：“银之用广，富贵家争藏银，银日少。……欲救此弊，惟有专以钱为币，一切公事皆以钱起数，而以钞为总统之用，辅钱之不及。”[1]（P217）所谓“专以钱为币”，也就是要“以钱起数”，即以钱为计算标准。包世臣的主张是以制钱为本位，辅之以钞。包世臣在《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中简扼地概述了他的货币思想：“以钱为币，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归之于钱，而广钱之用，操之于钞。”[1]（P238）吴文镕、刘良驹、吴嘉宾则主张国家在财政上应改变重银轻钱的政策，实行“银钱并收”，“起运留支俱银钱各半”，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广用钱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社会上银的流通量，以平抑银钱比价。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文镕奏：“各省应行解部及协解邻省者，长途拨运，脚价浩繁，仍应行征银解银。至本省兵饷、文武官廉俸、书工役食、祭祀、驿站、一切坐支之款，统计各省岁不下二千余万两，应全行改折收钱放钱。以此二千万之银留布民间，银之势必见多，多则价贱。此理势之自然也。”[4]（钱币七）道光二十五年（1845）刘良驹奏：“应请嗣后定为银钱兼用之制。每纹银一两由部酌中定价，准换制钱若干文，如近岁户部奏准各省捐输案内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之例。并饬部臣将每年经费出入逐款稽核。每年所入之项，何项必须收银，何项可银钱并收，何项可一律收钱，作为银钱入数定额。每年所出之项，何项必须放银，何项银钱并放，何项可一律放钱，亦作为银钱出数定额。”[4]（钱币四）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钱法论》：“请银钱并收，起运留支俱银钱各半，永为经制。”他还引任源祥《制钱议》说：“钱法之行，必自钱粮纳钱起运始。起运纳钱，则有司不能不纳钱。”[6]（P525）
        2.议行大钱。持此一观点的有王瑬、邱嘉穗、梁章钜、贺长龄、吴嘉宾等人。道光十七年（1837），王瑬首倡铸大钱说，他在《钱币刍言》一书中说：“更铸当百、当十钱以便民用。钱为三等。”道光十八年（1838），邱嘉穗著《铜钞议》，也主张铸造大钱。他说：“苟欲其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日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而止，而其中孔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义。”[9]同年，梁章钜“奏请改铸当十、当百之钱”[10]；贺长龄也奏：“请以白铜一两当纹银五钱，以次递加，至当银十两而止，分别等差，铸成圆锭。”[5]（卷3,P22）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也主张铸造大钱，其《钱法议》云：“诚恐多用钱，而钱不敷用，且奈何？窃谓宜加铸大钱。假如铸当五、当十钱，当五者宜重二钱四分，当十者宜重四钱八分。当五者铜三斤，为钱二百，值今钱一千；当十者铜三斤，为钱一百，值今钱一千。今市价钱一千，买铜三斤，与今大钱造相当，私毁则不能得铜，私铸不能多得钱。凡用钱者，只以斤两为准，不论官铸私铸，盖直以铜交易耳。譬如色银任市倾泻，岂复有私铸乎？然当五当十，较今钱轻，便至半，鼓铸工本则较今钱节省过半，此可以救钱少之病也。”[6]（P529）虽然以上诸人都是主张铸造大钱，但邱嘉穗、吴嘉宾与王瑬等人不同，他们并未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3.禁银行钞。持此一观点的代表是王瑬。道光八年（1828），王瑬写成《钞币刍言》，主张禁银行钞。此书于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因其父嫌它“体例未精，必致人驳诘，遂毁其板”[11]（目录）。在后来的七年中，王瑬进一步积思、旁搜与修订，终于在道光十七年以《钱币刍言》之名刊行。后来，王瑬又刊行《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加以补充。王瑬引经据典，长篇阔论，其说在当时哄动一时，“学士大夫往往宝藏其书”[12]，“中朝言事之臣，颇采用君书以进”[13]。王氏拟定的行钞具体办法主要有：（1）钞分七等，从一贯到千贯。造钞必特选佳纸。（2）税收一律收钞，一贯以下征钱。（3）用钞倍收民间铜器铸钱，禁止铜器买卖。（4）禁止钱庄再出钱票、会票，令钱庄凭钞收银，以一分之利给钱庄。（5）百姓在一年内交银易钞的给以一分之利，二年内交银易钞的给以五厘之利。百姓用钞纳税的，每钞一贯作一贯一百文用。（6）五年或十年后钞法盛行则禁银为币，但可以当作商品买卖。（7）行钞初官俸加一倍，本俸用银，加俸用钞。钞法通行后官俸加数倍，一律用钞。（8）对外贸易只许以货易货，或令外人以银易钞后再买货。王瑬货币思想的精髓乃是发行钞币以吸收流通中的白银，并代白银作巨额交易往来之用，小额交易仍以铜钱为补充的流通手段。此所谓“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11]（钞币议）。王瑬认为：“欲操钱币之权，莫如禁银而行钞，而又尽去其弊，则国用常足而民财同阜矣。”[11]（钞币议）王瑬之外，包世臣也主张行钞。就钞币观点而言，据包世臣自称，早在王瑬著作刊行前20余年，他即主张发行纸币，只是未写成专书而已[1]（P235）。随着银贵钱贱的现象日益严重，包世臣“日夜思维”，认为除了行钞法外，“实无他术”。“钞法上利国而下便民”，乃“救弊之良策”。正因为如此，当王瑬提出钞币说时，包世臣深以为然，认为可付诸施行。然而包世臣虽然赞同王瑬发行钞币的主张，但他只是将这一手段作为权宜之计。因此，他对王瑬把行钞视为“理财之大经”的观点“未敢附合”，认为假若在“行钞之外别有良法，可以减银价复旧规，则自当从长计议”[1]（P235-236）。
        4.自铸银元。持此一观点的人主要是魏源和林则徐。俗称“洋钱”的外国银铸币自明中叶流入中国，迅即在东南沿海地区广为流行，至清道光年间，有些交易甚至规定非洋银支付不可。由于供不应求，洋钱的流通价格超出了它的实际含量，并仍有上浮趋势。一些外商乘机牟利，使大量纹银偷漏出洋。魏源与林则徐则从西方银币的流行中得到启示，提出颇具经济眼光的“以银为币”说。道光二十六年（1846），魏源在《圣武记》中指出：“今洋钱销融，净银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之若鹜，独不可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乎？”魏源的“银币说”包括两个方面：（1）用银为统一的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他提出：“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既然要用它来“衡量万物之轻重”，那它就必须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必须是价值昂贵、持久不弊的物品，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尤应如此，而金银便具有这些特性。（2）行铸币以利流通。既然以银为币，就要使它方便流通，中国使用的纹银、块银极不方便，以致使行用方便的洋银占领中国市场。虽然每枚银元的实际银数“仅仅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但老百姓还是“趋之若鹜”。魏源指出，官府应作出决断，“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14]。与魏源一样，林则徐也主张自铸银币，以此作为“抑洋银”的重要手段。他说：“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枚以纹银五两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什倍。先于兵响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月，察看民间采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