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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真如当时大多数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纹银外流所致吗？当时人士的五种看法中到底哪一种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呢？我们试作一分析。“钱票夺取制钱地位说”在当时就已受到了贺长龄和林则徐等人的批驳。贺长龄在道光十八年（1838）奏复《钱票有利无弊折》中指出：“今日之银票，其每岁所会说，盖数倍于钱矣，而银乃日贵，更何得以钱贱之故归咎钱票乎？”[4]（钱币三）林则徐在同年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吸烟以杜弊源附片》中也说：“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每两兑钱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亦只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千六七百文之多，恐亦无是理也。”[16]因此，此说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偷铸小钱说”也不适合嘉道年间银钱比价激烈变动的情形。小钱问题在康熙初年就已发生，从雍正十二年（1734）规定制钱铸重一钱二分后，到咸丰二年（1852）的118年间，虽然名义上维持不变，钱质却是日益减轻的。但不能解释为什么银钱的比价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后才开始激烈变动。因此，偷铸小钱不能作为嘉道年间银贵钱贱的主要根据。至于“国家重银轻钱说”，虽然当时讲的人很多，但也不能算是嘉道年间银贵钱贱的一个主要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重银轻钱是清朝开国以后早已决定了的国家政策，不是嘉、道年间才有的。尽管清朝自始即重银轻钱，然而并不能把从民间搜括得来的纹银永远保存在库中”[17]。乾隆年间府库充盈，银钱比价尚且相对稳定；嘉道年间正是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国库消耗一空，就更不可能由此导致银贵钱贱的后果。
        “纹银外流说”是当时占主导性的观点。尤其鸦片的输入导致的纹银外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仍被绝大多数人看成是造成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要考察这个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始于何时？白银外流的数量究竟是多少？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为了换取中国的丝、茶、大黄、瓷器等商品，西方商人不得不把大量白银带到中国。正如马克思所说：“1830年以前，当中国在对外商业上常占优势的时代，银子不断地由印度、英国及美国流入中国。”[18]但是，随着鸦片走私日益猖獗，中国的出超地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地位从1826年开始逆转，变为入超。19世纪30年代中国因支付贸易逆差所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约七八百万元（合白银约五六百万两）[19]。短短的1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的绝对数量就达五六千万两，这确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无疑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但我们不能就此肯定，这就是产生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首先，银贵钱贱现象的出现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现端倪，其激剧的变动在19世纪初期已开始了，并不是在出现贸易入超之后[20]。其次，19世纪30年代的白银外流数量也只是以往中国白银内流的一部分。“根据东印度公司的纪录，自康熙二十年（1861）到道光十三年（1833）的153年间，欧洲船只输入中国的白银，其有确切数字或可约略估计出来的，总计在七千万两以上”；“如果加上来自菲律宾和日本等地的白银，恐怕有几亿两之多”[21]。显而易见，五六千万两白银的外流当不致引起银钱比价的激烈变动。因此，至少可以说，鸦片战争前的白银外流，不是决定鸦片战争前银贵钱贱趋势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鸦片战争前后出现银贵钱贱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诚如王德泰先生在《试论白银外流与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问题》一文中所说，乾隆中期以后，中国商品经济生产与商品交换快速发展，商品市场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一步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简单划一、携带方便的货币与之相适应。于是，具有价值高、体积小、易于携带、可在较大范围内流通等特点的白银在流通中充当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日渐重要，与此相适应，商品市场不断需要有大量的白银投放，但中国是一个贫银国，清政府又不重视对银矿的开采，使白银的生产供不应求。而白银使用的日益普遍，对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造成银钱间供求比例的变化，昔日银钱间平衡的比价关系终于被打破了。这就是鸦片战争前后产生银贵钱贱现象的根本原因，银贵钱贱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落后的货币制度之间的矛盾，鸦片贸易、白银外流只是更加剧了这种矛盾[22]。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研究热潮中，只有“生齿日繁、费用日广说”最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对于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四种币制改革方案，我们也应该从此角度来加以评价。在当时人的币制讨论中，主要涉及三种货币形式，即铜钱、白银和纸币。在这三种货币形式中，白银取代铜钱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关于“重视制钱”和“议行大钱”的方案并不符合中国币制改革的方向。铸大钱之议刚出笼，即遭到包世臣等人的批评。而包世臣关于“专以钱为币”的主张，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即清中叶以降由于人民缴纳赋税概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对制钱的比价日趋上升使人民的实际负担大大加重，包世臣企图统一价值尺度，使人民不受银贵钱贱之苦，这无疑是合理的；但他要“以钱为币”，通过排挤、削弱白银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钱贱银贵的危机，这无疑是昧于经济大势的守旧见解。
        纸币在当时只是一种辅币而已，其作用有限。因此王瑬把行钞法视为“除万事之积弊”的万灵药方，无疑是幼稚可笑的。他所提出的钞币发行方案实际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23]（P610-613）。正因为如此，许楣兄弟才专著《钱币论》逐一反驳王瑬的论点。更为重要的是，如胡寄窗先生所指出的：“一种货币理论以及据此拟定的货币方案，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收到预期效果的”。在晚清官僚统治极端败坏的情势下，“王瑬的钞币主张如是实行改革的话，即使能遏止白银外流的趋势，其后来可能产生的恶果也许比白银外流还要对人民有害”[23]（P613）。
        在围绕货币问题的争论中，林则徐、魏源两人关于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主张才是一种具有新时代气息的货币理论。遗憾的是，林则徐关于自铸银币的建议上奏后，被道光帝驳回，“否则中国会提早进入近代世界货币之林”[24]。尽管如此，林则徐所作的这一努力仍然具有深远意义，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河，透露出历史前进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