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非关系的进展，历史上的中非关系也成为郑先生关注的课题之一。中国与非洲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从纯粹自然地理的角度看，两者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从遥远的古代起，分别地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中国和非洲人民就凭着他们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借助一叶风帆，互通讯息和物产，为人类友好交往史写下了模范篇章。一方面正是地理上的距离使双方产生了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非两地各民族的天赋禀性，使中国和非洲人民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不象中国和西方或非洲和西方之间的关系那样，充满了血与火，而是礼尚往来，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在近代他们共同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都有一段屈辱的历史，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曾互相支持；在取得独立后，则互相帮助，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当南北距离日渐拉大之时，中国和非洲携手迈入了21世纪。郑先生从现实出发，从历史入手，来探讨中非关系的源远流长和现实意义。郑先生的可贵之处是并不因为现实需要就对历史上的中非关系加以强调或夸大，而是实事求是地加以考察。针对一些学者对中国与南非在近代以前有过往来的推测，郑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古代中国和南非之间不可能有交往，因为马达加斯加湾的洋流和季风造成的屏障并不比好望角的滔天巨浪易于穿越。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与非洲》（2000年1 月出版）一书已将郑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吸收进去。尽管郑先生本人在非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认为，我国的非洲学研究依然很薄弱，在1997年于北戴河召开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年会上，郑先生与其他十几位非洲学者一起上书国家领导人，盼望政府有关部门支持和加强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极为关注，明确给予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尽管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是个规模不大的学会，但却搞得异常活跃，参加者不仅有北京大学和全国其他高校的专家学者，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以及新闻单位和政府各部门中与援非工作有关的人员，甚至还有公司管理人员。中国的非洲学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郑先生认为，尽管从总体上看，非洲是一个贫困的大陆，但非洲学并不贫困。当代流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无论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还是"发展"理论，以及现在盛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如不经过非洲实践的检验，都将是不完整的理论。非洲的现实和非洲学本身最有资格验证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与否，因为非洲是当前各种矛盾最复杂、最集中的地方，正在从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向现代社会过渡。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非洲学是一门充满希望的学科。
    二
    郑先生是位涉猎极广的学者，除了集中精力研究非洲特别是南非历史外，他还对殖民主义史和世界文明史有着独到的研究。因为研究非洲历史问题离不开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更回避不了世界文明史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郑先生是把非洲史研究放在世界文明史和殖民主义史的大背景下来研究的，而不是为了考证一个小问题而钻牛角尖。他认为只有从世界文明史和殖民主义史的宏观角度来看非洲的历史和现实，才能给非洲学一个确切的位置。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学成果来看，非洲无疑是人类的发源地，尽管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亚洲也是人类祖先的起源地之一。非洲的史前文明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内一直走在各大洲的前列，为人类丰富多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从近代起，非洲首先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而它又是殖民主义最后撤离的一个大陆。非洲的贫困和欠发展乃至不发展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可以说，每一个大国的富强都离不开非洲。毫无疑问，殖民主义对非洲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看待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不仅关系到对非洲近现代历史的理解，还关系到能否对殖民主义进行的总的客观的评价。而殖民主义史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这些年来，即使对外国人所撰写的专著的翻译也比较少。就国际学术界而言，这个领域的研究也相对落后，过去主要集中在一些殖民宗主国，部分西方学者做了一些专题性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移民史、帝国史、海外扩张史。西方学者的论点大多是为殖民主义辩护。作为一个饱受殖民主义掠夺的国家，中国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在这一领域进行开拓，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目前国内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看法不一，有的学者以全盘否定的态度来简单地对待这个问题，遭到包括郑先生在内的一部分学者的反对。因为早在1850年，马克思就提出过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既"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的论点。对于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理论，国内学者们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理解这一提法的理论前提是接受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多线论，即东方社会（亚洲）有着其不同的发展机制和动力。有的学者认为要承认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前提是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但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各自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前者主要是消极性作用，后者主要是积极性作用，抑或两者均含有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殖民主义的两重性是世界历史上政治价值观与经济价值观相背离的矛盾现象，那么，在探讨殖民主义的作用时，就要防止将道德评判与历史研究相混淆。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人类历史上正义与进步完全背离的二重性现象，例如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这一著名的历史悖论，一方面要充分地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一方面又要适当地肯定它的客观历史作用及其作为"历史的不自觉工具"的某种进步性。凭着对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的深刻理解，郑先生坚持认为，仅仅批判和否定殖民主义的历史罪恶是不够的，我们既要看到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一面，又要看到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一面。无论"破坏性"或"建设性"，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如马克思所言，掠夺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破坏性"和"建设性"作用的大小，积极性和消极性的强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它们既取决于宗主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及其文明程度，又取决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程度。总之，我们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而要把这一理论和具体的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上，郑先生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一致赞同。1995年《世界历史》发表了郑教授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观点，随后《新华文摘》予以转载。郑先生以坚实的研究表明了自己对殖民主义的理解。多年来，他不仅在通史教学和研讨班中，组织各个层次的学生和进修教师讨论有关殖民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而且着手具体研究殖民主义在各个地区造成的不同后果。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亚非拉教研室申报的多卷本《殖民主义史》课题被列为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该课题还同时得到国家教委"八·五专项科研基金项目"资助，目前《殖民主义史》已先后出版了《东南亚卷》、《南亚卷》和《非洲卷》。其中《非洲卷》份量较重，因为非洲是殖民主义侵略的重灾区，历史上备受西方殖民列强的压榨，至今仍在遭受新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侵扰。不把非洲遭受新老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讲清楚，也就无从理解非洲人民的"非殖民化"运动，也就无从理解非洲政治地图的变迁和经济边缘化的艰难处境。总的来看，郑先生任课题项目主持人的这套《殖民主义史》的特点是：（1）把殖民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 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中，去阐明"中心"国家的发达与"外围"国家不发达的关系。（ 2）重点剖析英、法等一些主要殖民国家的殖民政策，研究不同的殖民政策与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关系，历史上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殖民政策之间的重大差别。（3 ）重点剖析一些殖民地，如印度、南非、阿尔及利亚等，研究殖民主义因素对它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4 ）重点研究一些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及其对"非殖民化"的相应影响。
    郑先生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社会有关部门的重视。他与同仁合写的《英国如何撤出殖民地》比较了英国与其他殖民国家殖民撤退策略的不同，以及英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殖民撤退策略的不同，总结出了英国殖民政策的特点，对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应对操作也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在香港回归以前，全国人大代表许多人都读过这本页码不多的书（参见《人民日报》1993年3月31日，第2版）。
    站在历史的高度，可以洞察现实中发生的一切。目前，郑先生正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部分教师一起，合力撰写一部多卷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明史》。其中郑先生担负的一部分近代中国、日本、印度、埃及、土耳其已经完稿。
    多年来，郑先生一直担任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亚非拉教研室主任，教工党支部书记，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2-1999年，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北大史学》执行主编。目前，他仍担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他教过的学生大多已经成为学术骨干，活跃在国内外的非洲学界。他指导出了中国第一个非洲学博士，还曾指导过殖民主义史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虽已年过花甲，郑教授仍然每日笔耕不辍，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尽量为中国的非洲学事业多做一些事情，多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