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3年，东西方在欧洲的冷战再次聚焦于柏林，围绕西方驻军在西柏林的去留这一核心问题，以美苏为首的两方针锋相对。与此相关，在对德和约的缔结、柏林的交通管理、东德的承认、德国的统一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上，双方也各执一词，僵持不下。为了所谓不可退让的利益，彼此都宣称不惜一战，这就造成了危机的局势，即柏林危机。这场危机自1958年11月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提出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自由城市之时起，时紧时松，持续了近5年之久。 这场危机对冷战的进程，对北约集团内部的关系，尤其是对美德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外学者对这场危机一直十分关注，从60年代中期至今，有关柏林危机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3》解密，其中4卷《柏林危机，1958-1963 》档案先后于1993、1994年公开出版，这对研究柏林危机，尤其是研究美国对柏林危机的政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原始材料。
    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国外研究柏林危机的状况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西方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强调在美苏对峙的冷战背景下研究柏林危机，挑战与反应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突出了苏联的威胁及西方遏制苏联扩张野心的必要。由于当时的研究处于东西方冷战这一国际政治背景之下，因此，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70年代，西方出版了两部关于柏林危机的专著，它们是罗伯特·斯拉泽的《1961 年的柏林危机》和杰克·希克的《柏林危机，1958 -1962》。斯拉泽分析了来自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影响因素，他认为，苏联领导层在基本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其内部因此发生了严重分裂，这种状况造成了对柏林危机的影响。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的副手柯兹洛夫奉行比赫鲁晓夫强硬的路线。斯拉泽进一步认为，柏林危机期间，苏联政策的变动、忽冷忽热的表现以及发出最后通牒又使之延期，这些都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赫鲁晓夫需要跟领导层内的强硬派协调立场。但斯拉泽孤立地研究1961年的柏林危机，马丁·J.希伦布兰德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注：转引自马丁·J. 希伦布兰德主编：《柏林的未来》（Generaleditor:Matin S.Hillenbrand,The Future of Berlin），蒙特莱尔1980年版，第17、13页。）。对此笔者也有同感。希克认为，赫鲁晓夫挑起柏林危机的动机是阻止西德重新武装，尤其是西德的核武装。但由于赫鲁晓夫讹诈的步子迈得太大，在古巴部署导弹，对此，肯尼迪政府作出了坚决的反应，迫使苏联核设施撤出古巴。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使赫鲁晓夫不敢再在柏林问题上轻举妄动。这样，由于恐惧导弹而引起的柏林危机就由一场真正的导弹危机而结束。希克对美国以谈判为手段处理柏林危机提出批评，并将责任过多地归咎于杜勒斯。他认为美国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率西方盟国参加对苏谈判的，谈判挫伤了大西洋联盟（注：杰克·M.希克：《柏林危机，1958-1962》（Jack M.Schick, TheBerlinCrisis 1958-1962）第16卷，费城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07、 240页。）。其实，希克对杜勒斯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因为杜勒斯的国务卿一职早在1959年4月就由赫脱接任，他也于当年5月就病逝了，而当时苏、美、英、法四国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日内瓦外长会议（1959年5月11日-8月5日）则刚刚开始不久。
    柏林危机延续的时段长、事件多，便于学者选取其中的某一事件进行详细研究，如迈克尔·比奇洛斯的《五·一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与U-2事件》（以下简称《五·一节》），德国学者霍诺雷·加塔道尔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诺曼·盖尔布的《柏林墙》等（注：诺曼·盖尔布：《柏林墙》（Norman Gelb,TheBerlinWall - Kennedy,Hrushchev and a Showdown in the Heart of Europe），纽约1987年版。）。柏林危机期间当政的西方元首回忆录中对柏林危机也都有论及，如艾森豪威尔的《缔造和平》、阿瑟·施莱辛格的《一千天：肯尼迪的白宫岁月》（以下简称《一千天》）、麦克米伦的《乘风破浪》（注：哈罗德·麦克米伦：《乘风破浪》（Harold Macmillan,RidingtheStorm），纽约1971年版。）。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U-2飞机事件（1960年5月1日）影响较大，因为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旨在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巴黎高峰会议（1960年5月16日）的破产。对此，比奇洛斯在1986 年出版的《五·一节》一书中认为，艾森豪威尔对派遣间谍机一直疑虑重重，苏联方面也曾几次提出抗议，但在1959年9月"戴维营"会谈期间， 赫鲁晓夫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比奇洛斯的结论是，一定程度上U-2事件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苏美两国政府对此都难辞其咎（注：迈克尔·K.比奇洛斯：《五·一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与U -2 事件》（MichaelK.Bechloss,May Day Eisenhower,Khrushehev and the U-2 Affair），纽约1986年版，第125、215、380页。）。 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缔造和平》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实行U-2侦察计划实属必要，这是出于对美国安全的考虑。巴黎高峰会议即使举行了也注定要失败，只会给自由世界带来更大的幻灭，赫鲁晓夫将利用这个失败为借口，取消他的莫斯科之行，U-2事件使这更简单了（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Dweight D.Eisenhower,WagingPeace ）， 纽约1965年版，第544、588页。）。对于U-2计划，艾森豪威尔所表现的态度明显比比奇洛斯在《五·一节》一书中所认为的要强硬。但艾森豪威尔却掩饰了U-2事件与巴黎高峰会议破产之间的关系。
    肯尼迪任期内，1961年8月13 日的柏林墙事件是柏林危机中又一重大事件，距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维也纳会晤（1961年6月3日-4 日）仅两个月时间突发的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德国学者加塔道尔1980年出版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也是一部研究柏林危机的专著。该书主要研究了1961年2月-1961年8月这段时期肯尼迪对柏林危机的决策。他指出，肯尼迪和其他高层官员完全期望东德政府在苏联的允许和协助下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东德人口经由西柏林外流。因此，对于柏林墙事件，肯尼迪政府的政策是不作出反应。同时，肯尼迪政府对苏联在东柏林的势力范围也不予挑战（注：霍诺雷·加塔道尔：《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HonoreM. Catudal, KennedyandtheBerlin WallCrisis），柏林1980年版，第38、251-253页。）。对此，施莱辛格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一千天》中指出，早在1961年 8月初，肯尼迪就声言，如果赫鲁晓夫要染指西柏林，他将联合盟国采取行动，而如果赫鲁晓夫只是在东柏林行事，则不予理睬。施莱辛格还指出，肯尼迪认识到苏联所提出的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的政策的危险性，并认为苏联的目的是以此中立西德，进而使西欧中立化。肯尼迪十分清楚，西德是决定西欧自由与否的关键。施莱辛格进一步指出，肯尼迪修改了以往西方的谈判框架，认为以德国统一为谈判目标是不现实的，但同时他又不想承认东德而使德国分裂的观念永久化，担心那样会削弱与西德的关系及西德与西欧的关系（注：阿瑟·M.施莱辛格：《一千天：肯尼迪的白宫岁月》（Arthur M.Schlesinger,Jr, AThousandDays: Kennedy's White House Years），纽约1965年版，第366、353、371页。）。前述两位研究者尽管把握了肯尼迪政府对西柏林、东柏林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但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是美国在东西柏林的利益决定了它在柏林墙问题上的态度，也没有指出柏林墙事件对柏林危机当事国关系的影响。
    这一时期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研究散见于A.C.阿尼金等编的《外交史》，其中突出强调西德的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威胁及来自西柏林的颠覆活动。为此，苏联主张解决对德媾和问题和西柏林问题（注：A. 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5卷，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19-620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对苏联行动的原因也持这种观点，同时赫鲁晓夫更强调东德的人口流失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民主德国对东西柏林边界采取了控制措施（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658页。）。有关柏林危机问题，葛罗米柯在回忆录《永志不忘》中只涉及三个内容，即U-2事件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在1961年6月维也纳会议上美苏无法对德和约问题取得一致， 以及民主德国在十分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对与西柏林的边界加强了控制（注：葛罗米柯：《永志不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90页。）。 上述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和论述都较简略，几乎是一笔带过，但与西方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
    总之，这一时期国外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东西方对峙这一冷战背景下的美苏关系，并侧重于研究危机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及其对危机的影响，西方学者的研究还包括美国的政策并对其进行评价，以及危机中苏联的政策和对其变化的原因进行剖析。
    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研究概况
    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1990年10月两德实现了统一，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也走向终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西方的一些学者既继承了前段时期研究的特点，即侧重于对美苏两大国对外政策的探讨，又在研究角度及研究结论方面有新的突破，如阿尔文·鲁宾斯坦从苏联对西欧的政策从属于其东欧政策角度探讨柏林危机，指出赫鲁晓夫的意图是维护东欧的稳定而非控制西欧（注：阿尔文·Z.鲁宾斯坦：《战后苏联外交政策》（Alvin Z.Rubinstein,Soviet Foreign Policy From WorldWar Ⅱ）， 哈玻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西翁·布朗是从美国对苏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他指出，在柏林危机中，肯尼迪政府比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强硬，同时他又揭示了苏美双方相互挑战并作出反应的过程（注：西翁·布朗：《权力面面观》（Seyom Brown,The Faces of Power--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rom Truman to Clinton），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0页。）。安利·普契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赞同西奥多·温特的说法，即柏林危机是一场奇怪的危机。他指出，正是由于肯尼迪的危机演讲，促使柏林危机发生、激化，肯尼迪借此获取了舆论和公众对其领导和政策的支持（注：阿莫斯·基夫主编：《当代总统与危机演说》（Generaleditor: AmosKiewe,TheModern Presidency and Crisis Rhetoric），伦敦1994年版，第67 -68页。）。鲁宾斯坦、布朗、安利·普契三位学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冷战修正派的思想倾向。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外学者还着重研究了柏林危机中英国的政策、西方盟国间的一致与分歧，如柯蒂森·基布尔的《英国与苏联》一书就是从英国在柏林危机中的政策运作角度分析了麦克米伦1959年2 月的莫斯科之行，及麦氏竭力推动举行巴黎会议（1960年5月）的过程， 指出危机的最终解决有赖于苏、美双方的决定而不是其他（注：柯蒂森·基布尔：《英国与苏联1917-1989》（Curtisn Keeble, Britainandthe Soviet Union 1917-1989），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266页。）。基布尔的研究遵循了冷战史学中非极论派的研究思路， 但结论却还是回到了冷战两极论。沃尔弗勒姆·汉瑞德在其著作《德国、美国、欧洲》中指出，美国和西德在柏林问题、德国问题上存在观点分歧。在对苏关系上，英美不像德法那样强硬（注：沃尔弗勒姆·F.汉瑞德：《德国、美国、欧洲--德国外交政策4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169页。）。这种看法不仅弱化了美苏对抗的程度，而且突出了盟国间的不一致。弗兰克·宁柯威茨在《德国与美国》一书中则集中剖析了柏林危机中美德立场的分歧（注：弗兰克·A.宁柯威茨：《德国与美国》（Frank A.Ninkovich,Germanyandthe UnitedStates），纽约1995年版，第116-135页。）。柏林危机中盟国间的关系确实错综复杂，帕斯卡莱茵·怀南特研究指出，在柏林危机中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积极支持美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戴高乐将军却与美国保持距离（注：帕斯卡莱茵·怀南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与欧洲的联合国家》（Pascaline Winand,EisenhowerKennedyAnd the UnitedStates of Europe），圣·马丁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75页。）。法国在柏林危机中的外交政策是积极支持西德的强硬立场，使西德疏远美国而向法国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