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密切相关；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又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关联。因此要搞清和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就不能不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说起。该体系建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其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导致崩溃。它的彻底崩溃之时，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日。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其建立的时代背景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巴黎和会及其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与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包括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对奥地利的圣日尔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和洛桑条约）；2.国际联盟的建立（国联盟约是上述每一个条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3.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公约）。因此，如果我们说到凡尔赛体系，就是指上述的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内容，由于洛桑条约是1923年7 月战胜国与土耳其凯末尔政府签订的，并以此代替了色佛尔条约，所以我们可以说，凡尔赛体系是一战后列强经过近五年的时间，终于在欧洲、中近东和非洲建立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如果我们说到华盛顿体系，就指第三方面的内容，华盛顿体系是列强在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于是，如果我们给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一个定义，可以这样表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列强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通过一系列条约和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的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进入20世纪并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当我们站在战争的废墟上环视全球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政治地图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请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欧洲仍然处于中心的地位，它左右国际事务，分为两大军事集团，并为重分世界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刚刚向海外发展，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但还缺乏实力，也没有机会向全球施展它的影响。
    俄国内部正孕育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但革命尚未成功，不足以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
    日本开始崛起，但是欧洲仍然把日本看成是东方的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亚洲正在觉醒，但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尚不能对西方殖民利益给以致命的打击。
    然而一战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世界地图：
    欧洲相对衰落。一方面是欧洲分裂为战胜国和战败国，主要是受到战争创伤的英国和法国，以及战败了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原有的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纷纷解体；与此同时，在中欧和东南欧已经出现了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另一方面，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来自非欧国家和地区的真正挑战。在欧洲的两侧出现了崛起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在远东出现了恶性发展的日本和觉醒了的中国。
    美国在一战后开始真正走出美洲，参与国际事务，并力图左右国际事务，成为对欧洲主宰世界的挑战力量。
    苏俄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革命，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害怕的并视之为敌对的挑战力量。
    日本利用大战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畸形发展，独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想独占整个中国，在亚太地区对欧美的力量进行着挑战。
    中华民族的觉醒，对西方的在华殖民利益以及整个殖民统治构成威胁。
    可以想象，处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版图之中，战胜国要对战后的世界作出安排，就不仅要考虑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实力的对比，更要考虑变化了的世界形势。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在谋划战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前提和四点共识。
    根据19世纪的经验，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缔结和约的办法安排战后的世界，便成为当务之急。同时这种安排又是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来进行的。这就必然蕴育着今后冲突的根源。这是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前提之一。然而，这场大战对战前世界格局所造成的一系列变化与冲击，也必然在不同程序上影响着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并迫使他们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战后世界秩序得以重建的前提之二。
    那么什么是他们之间的共识呢？可以主要归纳为四点：
    第一，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都指责战败国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因此而要求战败国对协约国在战争中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从而使战胜国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夺战败国并获得最大的利益。这其实正是它们进行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本目的。
    第二，战胜国都认为社会主义的苏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威胁，于是苏俄问题便成为战胜国在处理战后国际问题时的一个无法摆脱的重要因素，并因此使他们在严惩战败国的同时手下留情，从而使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成为日后反苏反共的屏障。
    第三，随着战争的进展，在欧亚大陆上不仅出现了苏俄，还在中欧和东南欧出现了一批民族独立国家，这种形势使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考虑民族自决权问题。因此无论是出于抵消苏俄的“和平法令”中关于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还是出于对战败国的惩罚和实现在战争期间对盟国所作的秘密许诺，主要战胜国都不得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在处理战败国的领土问题方面有限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重建和建立一批民族国家。
    第四，主要战胜国都要求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常设国际组织，通过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护主要根据战胜国的意志而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国际法准则就是国联盟约，这个组织就是国际联盟。
    这些共识就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缔结和约的基础。
    然而，由于各国在大战中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同，所获得的利益和遭受的损失也彼此相异，因此在列强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形势下，美、英、法、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又各自有着不同的掠夺要求和争夺计划。
    美国打算争夺世界的领导权。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一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具体表现为：美国从战前欠外债30亿美元到战后协约国欠美国债务100亿美元，它掌握世界黄金储备的40%以上； 华尔街已成为世界另一个金融中心。经济实力的增长使美国的政治野心随之膨胀，美国要领导世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表示：“我们应当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而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注：伍德罗·威尔逊：《伍德罗·威尔逊公务文件》，第4卷， 纽约1970年版，第229页。）
    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总纲领是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的“十四点原则”，它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战后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包括：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各国军备必须裁减；调整殖民地，对当地进行开发应该根据“门户开放”原则（第1-5点）。第二，抵制并消除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第6点）。第三， 要求在欧洲和近东各民族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恢复和建立民族国家，或建立受到列强保护，实行门户开放原则的保护国（第7-13点）。第四， 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包括大小国家的、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第14点）。（注：“十四点”及其注释，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修订第2版，第3-12页。）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涉及有关列强瓜分世界的原则、战争与和平、建立国际组织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的确是美国企图冲出美洲、对长期以来欧洲主宰世界的国际格局发出的公开挑战和冲击。威尔逊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第1、2、3点和第14点。也就是说， 美国可以运用它的经济力量，通过国联使美国对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干预、仲裁，以控制国际局势。因此在这4点当中， 威尔逊又认为国际联盟最为重要。（注：参见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233页。）
    为了实现这个纲领，美国希望在欧洲保持德国的比较强大的政治军事地位，使之抗衡英法和反对苏俄；经济上也不愿过多削弱德国，以避免引起连锁反应，因为如果德国被严重削弱就无能力偿付赔款，英法就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偿还拖欠美国的战债，美国的经济就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亚太地区美国要削弱战后的所有对手英、法、日等国，保持中国的贫弱状态并实施门户开放政策。
    但是美国的勃勃野心必然要遭到竭力保持并扩大既得利益的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顽强抵抗，而当时的美国在争霸斗争中又有着几个不可忽视的不利因素：其一，在最具关键作用的军事力量方面还不能与英法相抗衡，因此实力不够；其二，威尔逊在国会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底气不足；其三，外交斗争经验太少，威尔逊用所谓的“理想主义”面对“威尔士巫婆”劳合一乔治和“老虎”克雷孟梭的狡猾和斤斤计较，必将受到很大挫折。为了保住国联，威尔逊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作了让步，这不但使美国在“十四点”中的许多主张没有得到实现，还由于国联盟约而使美国承担了许多义务。这就是美国国会不批准凡尔赛和约也不参加国联的最重要原因（当然还有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的因素）。
    英国企图维护原有的世界霸权并主宰欧洲。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在战争中受到了削弱，但仍有相当实力。战争使整个大英帝国损失严重，它成了欠美国8.42亿英镑的债务国，其国际金融地位开始动摇；在海外受到大大膨胀起来的美国和日本的排挤；自治领地和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也迅速增长。这一切都减弱了英国在战前所拥有的力量与影响。但是如果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已完全衰落，却是言过其实。英国仍然保持着国际市场上较牢固的传统财政金融关系，支配着扩大了的帝国的巨大资源，是欧洲盟国的债权国（它的欧洲盟国对它欠下了17.4亿英镑的债务），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仅在欧洲最有经济实力，对美国也拥有军事优势。英国认为自己有左右欧洲事务、维持世界霸权的资格。
    因此英国的计划是：要求德国及其他战败国支付赔款以恢复经济；消灭德国海军以保持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在欧洲继续实行传统的“大陆均衡”政策，反对过分削弱或肢解德国，以抗衡法国和抵制苏俄；在远东既要利用和日本的结盟反对美国扩张，又要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以保卫英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在巴黎和会上，英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会议，并使它的要求得到了较多的满足。
    法国企图争夺欧洲领导权。其根本原因是法国在战后的欧洲大陆上占有军事战略的优势。作为大战的主战场，法国的经济在战争中受到了大破坏，不仅约7%的国土和大部分工业及富庶地区变成了废墟， 而且负债累累，欠美国160亿法郎，欠英国130亿法郎。但是德国的战败使法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他们守望着莱茵河，并控制着中欧和易于向东欧、巴尔干与近东扩张的重要基地。因此法国认为它有争霸欧洲大陆的实力。
    但是法国最担心的是德国的东山再起。德国不仅是法国争霸欧洲的对手，也是法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德曾两次交战，一败一胜，胜得十分艰难。法国认为，要想称霸欧洲，必须一劳永逸地消灭德国这个宿敌和对手。因此法国的打算是：以永久保证法国的安全为理由，不仅要收复失地阿尔萨斯-洛林，还要彻底肢解德国，如建立莱茵兰共和国和巴伐利亚国家，把德国东部分出一些领土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要索取高达2090亿金法郎的赔款，从经济上摧毁德国；还要彻底裁减德国的军备，使德国失去东山再起的资本。显然，法国要彻底严厉制裁德国的打算必然会受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而经济上的困境又使它在外交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法国的计划不可能全部实现。
    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边作战较晚，又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当薄弱，但野心却很大，要在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占据支配地位，这与英法的利益显然相悖，其要求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
    日本是大战的另一个获得者。它利用英、俄之间的密约，乘欧洲列强厮杀之机获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它的战后目标是独占中国，称霸亚太地区。显然，日本的野心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尖锐冲突，也威胁到在该地区拥有较大利益的英国，更为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所不容。因此日本最终必然会受到美、英、中的联合遏制。
    上述的时代特征、战胜国的共识与各国的打算，在凡尔赛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都得到了反映，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留下了以后冲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