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凡尔赛体系的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凡尔赛体系中战胜国的要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凡尔赛条约第231 条规定德国和其盟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实际上就使战胜国对战败国索取巨额赔款合法化，于是条约规定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要向战胜国赔款。其二，对德国的领土安排和军事力量的严格控制，以及对德国殖民地的瓜分，对德国在中国山东利权全部移交日本等等，满足了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要求。其三，对波兰的复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南斯拉夫国家独立的承认，部分尊重了民族自决权。
    但是凡尔赛体系留下的矛盾和问题也极为严重。这些问题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首先是战争的罪责问题。大量的资料已经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共同发动的，战争的罪责应当由双方承担。但是战胜国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在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德国负有发动战争的罪责，给战胜国掠夺战败国提供了依据。但是它至少造成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
    其一，根据这一条款，使构成凡尔赛体系的几个主要条约对战败国极为苛刻，其掠夺性骇人听闻，因此，必然导致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德国虽然被迫在条约上签字划押，但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并对凡尔赛条约充满仇恨。例如，当1919年5月12 日德国国民议会讨论是否接受和约时，参加会议的所有党派从未有过的空前一致反对批准和约，会议主席费伦巴赫曾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会议：今天的会议进程是目前这一痛苦时期的巨大安慰。这是德国人民的全体代表反对他们命令我们接受的残酷和约的强有力的表现。谁也不能说我们中间有细微的分歧，有不同的心情；不，所有发言人的心情都是同样炽热的！我们不能接受这项和约。在和约的签字之日，德国各右翼报纸在第一版都加上了表示哀悼的黑框。（注：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30-531页，第532页。 ）可以肯定，随着国力的恢复与增长，德国必然会从要求修改条约到不履行条约，直至撕毁条约。实际上在巴黎和会期间，和约的缔造者之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预感到了这种危险。他在1919年3月25 日的《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写道：“历史证明，一项作为外交技巧和政治家手腕的成就而受到胜利者欢呼的和约，即使从长远后果看来是适度而有节制的，也必将被证明是目光短浅的，并且对胜利者来说，也是充满危险的。”他还说：“你们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将它的军队裁减到只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的数量，将它的海军降到五等国家的水平。这一切终归毫无意义，如果德国认为1919年的和约不公平，那么它将会找到对战胜国进行报复的手段。”（注：《枫丹白露备忘录》的全文，见劳合-乔治：《和约真相》，第1卷，伦敦1938年版，第404-416页。 ）积极主张掠夺德国的法国元帅福熙也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实际上，和会刚刚结束，德国的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战后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在德国的蔓延，是30年代纳粹党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魏玛共和国本来是德国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它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被迫接受凡尔赛条约，因此无论是德国的右派还是左派都对共和国十分反感。右派认为它是在对帝国的革命中诞生的，特别是与屈辱的凡尔赛和约联系在一起；左派则认为它是镇压了11月革命的结果；而魏玛共和国本身也的确是继承了战败的苦果；而战胜国只要求这个共和国承担战争罪责，对加速德国的民主化进程置若罔闻，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共和国更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怀念帝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重振国威”，这种社会状态便成为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的社会土壤。
    第二是赔款问题。这个问题是凡尔赛体系中悬而未决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巴黎和会之所以对赔款没有决定总数，是由于主要战胜国的态度极不一致。美国并不希望德国支付大量赔款（在“十四点”中美国只主张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受到的战争破坏进行赔偿）；英国希望赔款有一定限度（尽管劳合-乔治曾向国民保证过要让德国拿出最后一个铜板），法国则坚持要德国支付大量赔款。由于意见分歧太大，所以无法确定总数，只有留待以后由外国人组成的赔款委员会去作出随心所欲的规定。后来赔款委员会在法国的支持下规定德国应支付1320亿金马克，分42年还清，这就根本超过了德国的支付能力。即使是头两年零4个月应当支付的200亿金马克的规定，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正是因为坚决反对和约对德国和欧洲的经济政策而辞职的。他在辞职后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其中他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指出这种要求德国支付赔款的方法是“年复一年地永远地把它（指德国）的皮剥光。无论这种手术作得如何熟练和小心，在手术中多么注意不要杀死病人，它却代表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如果真被采纳并蓄意实行，人们的判断就会宣告，它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的最凶残的行为之一。”（注：齐世荣，前引书，第40页。关于凯恩斯对德国支付能力的估计，还可参见《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德国虽然被迫接受赔款，但抱着“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并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对待赔款，于是不仅法国与德国的矛盾不断激化，法国与英美之间的不和也日益严重。因此战争虽然结束，但20年代初期的欧洲并没有真正的和平。1923年由于赔款问题而导致的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引发了战后一场尖锐的政治军事危机，并使欧洲几乎到达了战争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意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削弱德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要想解决赔款问题，必须先使德国的经济生活正常化，这就需要资金的注入，但是没有美国的参加，资金问题无法解决。
    就美国来说，它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参加国联，对欧洲不承担任何政治义务。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经济手段参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打算，鲁尔危机给美国提供了机会。然而美国并不是通过重新规定德国的赔款总数直接解决赔款问题，而是派与官方关系密切的非官方人士、银行家道威斯来解决德国的财政金融问题，通过稳定货币、平衡预算、对德国提供贷款等方式使德国的经济生活正常化，使德国在支付赔款方面有了固定的来源（用税收、铁路和工业债券的收益来支付赔款）；并且只规定了5年的赔款数额。这就是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是对凡尔赛体系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在于战胜国对德国政策的改变。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威斯计划以向德国提供大量贷款的方式，变削弱德国的政策为复兴德国的方针；其二，不规定赔款的总数，使德国的赔款负担大大减轻，这两方面都有利于德国的经济发展。到1929年德国重新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为它在政治上重新走入西方大国的行列和进一步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打下了基础。
    作为道威斯计划的始作俑者，美国把该计划视为自己经济外交的胜利，但因此也使它在经济上与欧洲的联系日益密不可分；与此同时，美国又坚持不在欧洲承担政治义务。前者在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时将看得十分清楚；而后者则对整个30年代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鲁尔占领的失败和道威斯计划的实行，使法国受到了沉重打击。它不仅失去了在赔款问题上的领导权，也不能再任意制裁德国，法国希望以彻底削弱德国来保证法国安全的打算落了空；而凡尔赛体系中对德国领土的处理也没有使法国获得安全感。因此欧洲的安全问题是凡尔赛体系遗留的另一个问题。
    第三是欧洲的安全问题。凡尔赛体系对德国领土的处理，没有完全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涉及法国和德国。对法国来说主要是莱茵兰问题，对德国来说也是莱茵兰问题。英、美则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欧洲的安全十分关心。
    在巴黎和会上法国要求肢解德国，被英、美反对。结果是以规定协约国占领莱茵兰15年和莱茵河东岸50公里为非军事区解决问题。但法国认为这不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便要求英美两国用条约的形式对法德的边界现状提供担保，并在会议期间得到了英美互为条件的保证。但是由于美国参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批准美国对法国作出的保证，因此英国的保证也落了空。法国受到这样的打击后，虽然努力构建了自己的同盟体系（它与比利时、波兰结成同盟；加强了与小协约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联系），并用各种方法寻求集体安全，但没有实现。鲁尔冒险的失败和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实行，进一步增加了法国的孤立和不安全感；而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1925年1 月协约国要从莱茵兰的第一占领区撤军，这就使法国的安全问题显得更为急迫。法国要求对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法德边界给以再保证，否则就以德国没有履行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为理由而拒绝按时撤兵。
    德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战胜国强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枷锁，其中对德国领土的规定十分屈辱。德国的领土莱茵兰被协约国占领15年，等于敞开着德国的后门，使协约国随时可以制裁德国，鲁尔占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德国也感到很不安全。德国的东部边界被波兰走廊一分为二，更令德国不容忍。因此德国是一定要收复被占领土莱茵兰并调整其东部边界的。（注： A ·亚当斯维特：《失去的和平》， 纽约1981年版，第72-73页。）但是在20年代，德国的军备受到极大限制，经济力量也未恢复，不能马上达到把协约国赶出莱茵兰和调整其东部边界的目的。因此德国认为只有先改善与法国的关系，适当满足法国的安全要求，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但对其东部的领土则不能作出这种保证。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国际形势对德国有利，于是德国要求召开会议解决莱茵兰问题。
    英国在战后对欧洲实行均势政策，既不愿法国过于强大，也不愿德国起而复仇，担心破坏莱茵兰现状而使法德再次冲突。因此英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支持法德和解，在英国的干预下签订安全保证条约，以解除法国的担忧并使法国能从莱茵兰按时撤兵，并把德国拉入西方集团。美国当然希望欧洲的稳定以利于自己的投资，因此支持英国的立场。
    于是在英国的授意下，由德国首先出面，建议在莱茵兰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开会解决安全问题，这就是洛迦诺会议。
    洛迦诺会议共有7个条约、1份最后议定书和关于德国加入国联的集体照会，这些文件统称《洛迦诺公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德、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即《莱茵保安公约》）。（注：《国际条约集（1924-193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05-218页。）这些条约规定阿尔萨斯-洛林永归法国，并保证维持莱茵兰的现状，德国不能对法国进行攻击和侵犯，因此暂时解决了法国最迫切要求的安全问题。德国则重新获得了大国地位，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法德关系得到了改善。
    由此看来，《洛迦诺公约》是对凡尔赛体系作出的又一次较大的调整，它使欧洲的国际关系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并为道威斯计划的继续实行和20年代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它的签署才真正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给了欧洲一段和平与充满希望的时期。正由于此，“洛迦诺精神”一词一时成为和解与安全的代名词，A·张伯伦甚至把它说成是“战争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 而对此作出贡献的A·张伯伦不但被英王特别赐予嘉德勋章， 还与道威斯一起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至于斯特莱斯曼和白里安的作用也未受到忽视，1926年他们俩也共摘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
    但是《洛迦诺公约》也留下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其一，《洛迦诺公约》对法德边界所规定的保证是双向的，即德国不能无端入侵法国，法国也不能在没有英、意等国确定法国被侵略的情况下制裁德国，也就是说，即使德国违约，如果没有英国和意大利的确认，法国也不能单独实行制裁。占领鲁尔之事再不能重演。这实际上也是对凡尔赛体系的修改（凡尔赛条约规定只要协约国认为德国违约就可以对德国实现制裁，法、比对鲁尔的占领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一旦协约国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在1930年从莱茵兰全部撤军，法国的安全早晚会成为问题。法国对此十分清楚，这也是1928年法国极力提倡《非战公约》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我们想到，当1936年希特勒公然撕毁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而进入莱茵兰时，法国却没有象鲁尔占领时那样出兵，而是遵守《洛迦诺公约》与英国协商。英国则认为这不过是德国人进入自己的后院而已，并没有侵略法国，于是希特勒获得了成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也就离我们不太遥远了。
    其二，在该公约中德国坚决不对其东部边界作出保证，只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仲裁条约，其中没有对它们之间的边界规定任何保证的办法。这实际上打击了法国的同盟体系。法国只好退而求其次，自己与波、捷订立相互保证条约。洛迦诺公约的这种处理方法，为德国日后借口修改其东部边界而向东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德国最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波兰下手。
    第四是民族矛盾问题。这也是凡尔赛体系留下的严重问题。战胜国一再标榜以民族自决原则处理领土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根据掠夺战败国和它们自己的需要（包括满足战时签订的密约）来实行这一原则的。因此，尽管有一部分欧洲国家的领土基本上是按照民族的基础来划分的，但同时也在许多国家造成了新的民族问题。如捷克斯洛伐克（战胜国把原属奥匈帝国的包括300万讲德语的苏台德人的波西米亚王国， 以及西里西亚的生活着波兰人的切欣地区划给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却产生了诸多新的民族矛盾，造成了中欧的巴尔干化，成为以后大国为打破凡尔赛体系而挑起新的国际争端的温床。实际上和约的主要缔造者劳合-乔治在当时就很清楚这一点。他在《枫丹白露备忘录》中说：“德国人民已经无疑地证明了他们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力量的种族之一，但它们竟然被许多小国所包围，而这些小国中，有许多国家的人民过去从来没有为自己组织过一个稳固的政府，他们每个国家却都拥有人数众多的德国人，这些人吵闹着要和自己的祖国合并。我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能成为将来产生战争的理由了。”实际上，纳粹德国正是利用了民族问题（苏台德问题最为明显），领土问题，不断挑起事端，一步步走向了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