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是对苏俄的态度，对一战后的国际关系影响很大。苏俄问题是影响凡尔赛体系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威尔逊的传记作者、参加巴黎和会的新闻秘书贝克尔写道：“俄国问题对巴黎会议的影响是深刻的，没有莫斯科就不能理解巴黎。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虽然在巴黎不曾有代表，然而经常都是强有力的因素。…俄国在巴黎起了比普鲁士更为重要的作用。”（注：R.S.贝克尔：《威尔逊与世界和解》，第2 卷，纽约1922年版，第64页。）外交史家贝利认为，在巴黎和会上实际存在“五巨头”，除了劳合-乔治，克雷孟梭，威尔逊和奥兰多之外，列宁是占据了无形一席的无形成员，他比奥兰多更重要。劳合-乔治也在《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写到俄国革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的影响，所以要求对德国提出和约，并且不能太严厉。
    战胜国先是以消灭苏俄为目的，并组织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但是没有成功；接着又以孤立苏俄为目标，所以说凡尔赛体系是反苏反共的工具。这种防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大影响的根本宗旨，在以后20年内没有改变。但是实行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苏、德的接近，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了苏德关系史上的“拉巴洛时代”。（注：关于热那亚会议和拉巴洛条约，参见鲁宾斯坦：《1921-1922年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当30年代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日益猖獗之时，英法仍然敌视苏联，这不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苏德再次接近的原因之一，其结果是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六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参加国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美国对欧洲实行了力图在经济上获利，但在政治军事上不承担义务的所谓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于是国际联盟变成了英法操纵的为推行自己外交政策、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工具。但是必须指出，在维护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方面美国和国联并没有基本的矛盾。当30年代国联对法西斯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时，美国的“中立法”不过是绥靖政策的变种，它们都在实际上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第七是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关系问题。凡尔赛体系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极不公正，促使中国人民彻底觉醒。2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革命化，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因素。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冲击着列强的在华利益，使它们不得不对中国作出一定的让步，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926 年英国外交大臣A·张伯伦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声明英国愿意就修改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进行会谈。（注：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9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117页。）这种政策体现在1927年英国把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
    但是日本在一战后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势力的恶性膨胀使英美极为不安，他们必然要设法遏制日本，这对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华盛顿体系及其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在亚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大国也存在着相互妥协的前提。具体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的争霸形势与战前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战前主要是英、法、俄、德、日、美相互角逐，争斗的中心是宰割衰弱的中国。战后，德国败北，沙俄消亡，法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和处理欧洲事务，于是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便形成了英、美、日三国继续争夺中国和太平洋海上霸权的新局面。这种新的争霸格局有三条主线：
    第一，日本在该地区实力的明显增强以及它独占中国势头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英、美两国的极度不安。因此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但都力图遏制日本的扩张野心。
    第二，为争夺亚太地区的霸权，英、美、日三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使远东形势格外紧张。
    第三，中华民族的觉醒以及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列强极为惊恐。如何保护列强的在华既得利益，是它们必须处理的另一个问题，而且除非它们相互妥协，这个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但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百孔千疮，尚待复苏；各国人民的反战情绪空前高涨；东方兴起的巨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再加上1921-22年发生的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各国统治者十分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巩固统治秩序。因此他们之间并不想以兵戎相见，而是希望召开新的国际会议，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彼此的矛盾。
    这些前提就是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基础，而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美国则在这次会议上扮演了主要角色。
    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来看，它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它在承认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占有相对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条约，修改和补充了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条款，最重要的是暂时解决了巴黎和会上没有解决的关于列强对中国的问题，从而建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结构。就组成该体系的几个条约来说，它们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对战后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
    首先，《四国条约》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因为它成功地埋葬了英日同盟，遏制了日本的扩张野心，并且使美国只是承担在出现问题时的外交协商义务，而没有军事义务。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该条约是美国在战后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一个政治条约，它把自己的命运与远东的事务紧紧地联系起来，美国所标榜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远东并不适用。
    其次，《五国海军条约》所规定的主力舰比率不仅对美国有利，也达到了在一定时期内遏制日本海军力量发展的目的。但是该条约关于海军基地的规定往往不被人注意。实际上，该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在菲律宾修建海军基地，英国不得在香港和太平洋东经110 °以东修建海军基地和新的要塞，日本则只承诺不在台湾设防。这是英美为了使日本同意战舰吨位的限制而对日本作出的让步。但是这个让步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尽管日本在主力舰方面劣于英美，但英美丧失了在靠近日本水域拥有有效作战基地的可能性，这便使日本海军在新加坡以北的水域实际占有绝对优势。一旦发生战争，香港和菲律宾必将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这是日本在战略上的胜利。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对英国来说，它在靠近中国的地方没有大的海军基地（威海卫和香港太小，大的作战舰只不能利用），而新加坡海军基地又迟迟未能建成，这使英国在远东的兵力极其薄弱。但是英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不能指望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的军事援助保证是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6天才给与英国的），所以当日本对英国的在华利益发动进攻时， 以出卖中国利益为特征的对日妥协就成了英国的一种政策选择，例如英日于1938年签订的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以及1939年英日签订的解决天津租界危机的有田-克莱琪协定等。（注：关于英日签订的有关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和有田-克莱琪协定， 参见拙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可以说，华盛顿体系是英国从远东撤退的序幕。
    第三，日本的扩张野心遭到了美英的遏制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不得不暂时收敛。于是日本在20年代主要实行对英美协调，对中国大搞经济侵略的所谓“协调外交”。（注：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9-502页。）但是日本独霸中国和东亚的既定国策不会改变，它必定会不断寻找机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实行的政策就是明证。因此，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武装对抗早晚会发生，而当这种对抗发生时，美国也必定要干预。这就是下一个问题。
    第四，美国是华盛顿体系的主要规划者和潜在保证者，《九国公约》是美国外交的最大成果，因为它长期追求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终于得到了实现。美国当然要力保以“门户开放”原则为代表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新均势，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为此，当日本利用经济大危机而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美国提出了“不承认主义”。日本的坚决扩张和美国的拒不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使美日矛盾终归不可调和，美日之间的冲突也早晚会发生。但是由于海军基地的限制，美国在远东的兵力极少，所以美国虽然可以在道义上对日本的扩张采取不承认态度，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对日本妥协退让，希望用谈判遏制日本，实际容忍并鼓励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最终使战火烧到了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