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史学界研究冷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倾向，即着眼于研究东西对峙两大集团内部大国与小国间的外交政策互动关系，其研究突出了相对弱小的盟国对大国外交政策的掣肘。格雷戈里·特里威尔顿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在《美国、德国与欧洲的未来》一书中，他认为，在柏林危机过程中，苏联承受东德争取外交承认及维持内部稳定的压力，美国则承受西德尽可能孤立东德并推动德国统一的压力（注：格雷戈里·特里威尔顿：《美国、 德国与欧洲的未来》（GregoryF.Treverton,America,German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141页。）。这样，美苏的对抗与冲突便不显得十分激烈。
    事实上，研究柏林危机不能脱离东西方两大集团对峙这样一个大的国际政治背景。随着冷战的结束，学者们开始对冷战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同时也在反思冷战背景对柏林危机的影响。《我们都是冷战的输家》就是一部反省冷战的论著，作者指出，冷战体系内，对峙双方各怀不安全感，但为减少不安全感而采取的手段却往往极富挑衅性。柏林危机中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表现就是如此（注：理查德·内德·莱博、贾理斯·格罗斯·斯坦合著：《我们都是冷战的输家》（Richard NedLebowand Jarice Gross Stein,We all LosttheColdWa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72页。）。理查德·克罗克特在《50年战争》一书中认为，冷战体系是一种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柏林危机发生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这样一个从冷战向缓和过渡的特定阶段，这就决定了美苏决策者都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艾森豪威尔一面是"和平的使者"，一面又是军工复合体和核武器防御政策的提倡者（尽管卸任后，他又抨击军工复合体）。赫鲁晓夫一面倡导"和平共处"，一面又宣称东、西方冲突不可调和。肯尼迪亦如此，一方面他积极主动化解紧张局势，一方面又加强力量挑动冷战（注：理查德·克罗克特：《50年战争》（Richard Crockatt,TheFiftyYears War），纽约1995年版，第111-134页。）。研究决策者个人的作用是西方学者一贯的传统，所不同的是，这种研究不再一味地溢美一方而贬抑另一方。《我们都是冷战的输家》与《50年战争》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后修正派的观点吻合：对于冷战，美苏都负有责任。
    这一时期苏联方面的研究同前期一样，主要见于当事人的回忆录。多勃雷宁的回忆录《信赖》中有关柏林危机的探讨提出了苏联方面的权威性看法。多勃雷宁指出，赫鲁晓夫确信艾森豪威尔不会让美苏之间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在该书中，他不同意美国一些史学家认为是赫鲁晓夫蓄意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的观点。这位前苏联大使指出了1961年维也纳会议上美苏的冲突，即肯尼迪建议维持欧洲战略和政治现状，并坚持美军不能撤离西柏林，否则会影响美国的根本利益，而苏联领导人坚持西方（美、英、法三国）要从西柏林撤军，结束西柏林的占领体制，并意欲迫使美国同意分别缔结对东、西德和约，使德国分裂固定化、合法化。多勃雷宁还指出，维也纳会晤后肯尼迪政府遵循的政策是在西欧维持足够的驻军，以避免引发大的冲突，直至古巴导弹危机之中。当赫鲁晓夫重提德国与柏林问题，美国的方针依然是维持现状、等着瞧。多勃雷宁认为，1963年秋，美国政府对苏实行更为积极的、缓和的外交（注：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Anatoly Dobrynin,In Confidence），纽约1995年版，第38-106页。）。多勃雷宁自1962年3月至1986年 3月一直担任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他的经历加之他的回忆录问世的时间（1995年）都使他的某些观点有别于前述提到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当然，柏林危机只是作为他的丰富经历的片段来概述，因此也难以称得上是详尽的研究。
    总之，80年代末至今，国外对柏林危机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角度和内容还是研究结论都较前段时期有新的变化和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更体现了历史学的研究特色。但这段时期对柏林危机的研究未曾有专著问世，研究者大多将柏林危机作为个案纳入某一主题的研究框架之中进行分析，尽管这些研究角度都较灵活，观点也较前有所变化发展，但研究的内容相对很粗略，客观上由于无法获取系统详实的档案材料，这就难免使研究显得单薄。借助于新近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3》可望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上述不足。
    三、柏林危机档案解密及其研究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3》解密，有关柏林危机（1958-1963）的文件分4卷先后于1993、1994年出版， 分别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8卷：《柏林危机，1958-195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9卷：《柏林危机，1959- 196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4卷：《柏林危机，1961-196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 15 卷：《柏林危机，1962-1963》。4卷本《柏林危机，1958-1963 》档案总共约三千余页，主要从美国的视角透视了柏林危机的发展过程，为学者深入研究危机中相关各国的政策运作，尤其是为研究美国在危机中的政策提供了较全面的原始档案材料。当然涉及军事机密或盟国（如西德）比较敏感的内容，在整理中做了相应的删略。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两卷档案删略比率分别在4.7%、4%弱。肯尼迪任期内的两卷档案是在1991年整理的，由于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人所共知的变化，这两卷档案的删略比率降至不足1%，更多的军事机密材料被保留在解密档案之中（注：托马斯· A.施瓦茨：《柏林危机与冷战》（Thomas A.Schwartz,"The Berlin Crisisand the Cold War"），《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1卷第1期（1997年冬季号）。）。
    新近解密的4卷本《柏林危机》档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目前尚未被研究者利用。这部分史料不仅系统地反映了美国在整个危机中的政策运作，而且对柏林危机中的重大事件、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关系，危机中美国与西欧盟国尤其与西德的关系以及柏林危机的时间跨度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更为明确的解释。档案反映出推动苏美英法四国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动力来自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在外长会议没有希望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为避免局势恶化，是艾森豪威尔主动提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8卷， 华盛顿1993年版，第1029页。）。另外，苏联挑起柏林危机的动机也不只是阻止西德的核武器武装，苏联的意图可以说是一箭多雕。驻苏大使汤普森分析，苏联的意图主要有5个：1.稳定东德政权， 使东德获得外交承认；2.使德国东部边界合法化；3.中立西柏林，最终将其纳入东德；4.削弱北约联盟；5.损害美国的信誉和声望（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4卷，华盛顿1994年版，第139-140页。）。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前述希克等人的观点。
    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流产的巴黎高峰会议对柏林危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U-2飞机事件与这次流产的会议之间的关系，解密档案展示了比前述提到的比奇洛斯、艾森豪威尔的提法更为合理的解释。档案反映出对于定于1960年5月16日的巴黎高峰会议， 艾森豪威尔政府曾是寄予厚望的，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福伊·科勒指出："德国与柏林是关涉到战与和的急务，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高峰会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9卷，华盛顿1993年版，第173页。）就在高峰会议前两个月，国务卿赫脱指出："事实上我们已经向苏方承诺，总统将在最高会议上进行富有成果的谈判"。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表示就谈判议题等问题，"美国人决不唯阿登纳的僵硬态度是从"（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9卷，第218页。）。档案还反映出为了巴黎会议，美、英、法、西德四国准备了长达五个月之久，而巴黎会议也是赫鲁晓夫热切追求的政治外交目标，他曾希望通过大国会议解决包括德国、柏林问题在内的重大国际问题。这里暂且撇开U-2飞机事件本身的是与非、巴黎会议举行后成功与否的假设以及巴黎会议破产的责任在谁的问题不谈，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U-2事件导致巴黎会议破产，而这在不同程度上对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来说都是个意外。
    柏林墙是柏林危机最显在的后果之一，这堵墙曾一度被视为冷战的象征。但是在柏林墙修筑之初，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却是十分克制的，施莱辛格、加塔道尔的著述都揭示了这一事实，但他们没有揭示这种克制态度缘于美国明确了其在东、西柏林的利益，即美国将西柏林确定为其生命攸关的利益，而东柏林被事实上纳入东德却不是美国诉诸武力加以解决的问题。两位学者也没有深入揭示柏林墙事件对危机当事国关系的重大影响。美国对柏林墙不予挑战，这引起了西柏林人、西德人的恐慌与不满，由此产生了对美国的信任危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4卷，第207-208、340页。）。因此， 柏林墙事件的影响不在于激化苏、美矛盾，而是使德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这是很值得注意又常被忽略的问题。新解密的柏林危机档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以往对危机中美德关系研究的不足，较为详细地反映美国与盟国间的一致与冲突。
    此外，新档案还揭示了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的紧密关系（注：托马斯·A.施瓦茨：《柏林危机与冷战》，《外交史》第21 卷第1期（1997年冬季号）。）。比如，一方面由于担心苏联在柏林采取行动，美国在导弹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相当谨慎，另一方面美国又想通过在处理导弹危机时表现出的坚定性来提升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以利于解决柏林危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认为，苏联在古巴的行动是为其在柏林摊牌作准备（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392-394、405、398-399页。）。
    新解密档案还可以对柏林危机的延续时间作出新的解释。对于柏林危机的起始时间，研究者几乎不存在争议，但对于柏林危机何时结束却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柏林墙事件之后，柏林危机事实上就结束了（注：托马斯·A.施瓦茨：《柏林危机与冷战》，《外交史》第21卷第1期（1997年冬季号）。）。新解密档案反映出，柏林墙事件之后， 美国方面一直十分担心苏联采取单方面行动，缔结对东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威胁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因此美国一方面加紧准备对苏谈判，同时又在加强军事准备。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还在继续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展开一系列谈判，邦迪向肯尼迪总统建议，"要抓住（导弹危机后的）有利时机，尽最大努力为柏林问题，可能的话，为德国问题寻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411页。）。而尼采认为，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苏联对柏林的政策会变得强硬还是放松的问题还难以确定"（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415页。）。 这些都反映出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柏林危机并没有随之结束，而是到了1963年10月10日，在葛罗米柯与肯尼迪关于德国与西柏林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当葛罗米柯再次提出缔结对德和约，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时，肯尼迪向他表示，"近几个月来局势事实上已经缓和了"，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592 页。）。苏联的要求对美国已不构成威胁，美国已经不再将柏林问题作为外交急务，这样，柏林危机历经5年之久，终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