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妓女只占妓女的极少数，而且就是这些少数成功的高级妓女也受到了雅典男性和整个社会的普遍歧视。阿斯帕西亚与伯里克利所生的孩子被人们视为私生子，没有雅典公民权，只是在伯里克利与前妻生的两个嫡出的儿子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死去，经过动了恻隐之心的雅典人民的特准，他才入了雅典籍（注：Plutarch, Pericles,XXXVⅡ， p.5.）。雅典人对于他们的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把雅典妻子打发掉，以一个外邦妇女来取代她感到愤愤不平，不少雅典文学作品对阿斯帕西亚进行了攻击和嘲笑（注：Plutarch, Pericles,XXⅣ， 6；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486页。）。
    尼伊拉作为高级妓女的生涯更为悲惨，针对她的法庭演说无意中诉说了她在孩提时期和青年时代的不幸遭遇。两个男人在科林斯买了她，共同对她进行性利用。但是，当娶妻子的时候，他们把尼伊拉的人身自由卖给她自己，条件是他们不想见到她。有个叫做菲赖尼昂的人把她从科林斯带到雅典，"他没有任何体面或约束地对待她，带着她到处走，参加宴会，并使她成为纵酒狂欢的伴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希望，他就与她公开地性交，把他的特权展示给旁观者看。他带着她到许多人家里参加聚会，其中有查布利阿斯的家。在索克拉提达斯担任执政官时，他是皮提亚竞技会四轮马车竞赛的获胜者，这是他从米提斯的儿子阿吉夫那里买来的；从德尔菲回来时，他在科里阿斯举行宴会庆祝他的胜利。在那里，当她喝醉，菲赖尼昂睡觉之时，许多人与她性交，其中甚至包括查布利阿斯的奴隶。"（注：Demosthenes, LIX, 29-33，111.）屈辱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社会舆论并不同情这样的妓女，雅典的公民妇女更是憎恶她们。反对尼伊拉的法庭演说词明确宣称，若陪审团宣布尼伊拉无罪，那么雅典的贤德妇女将会愤恨陪审员。
    因此笔者认为：围绕着雅典男性的两类妇女的地位都是低下的。第一类妇女--合法的妻子虽然受人尊敬，但被丈夫忽视，她们不是丈夫的社会生活的伴侣，只是丈夫的生殖工具和家务管理者；以妓女为主体的第二类妇女虽然可以参与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做雅典男性的"伴侣"，但这绝不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她们牺牲了人的尊严，成为雅典男性满足性欲和解除精神寂寞的工具，并受到全社会的歧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雅典社会中，无论是妻子还是"伴侣"的角色都不是令人羡慕的。
    二雅典妇女的隐居和自由
    对于雅典妇女的家庭和私人生活的探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她们是否被隔绝在家中，究竟是隐居还是自由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古典史学家弗拉塞列雷的意见值得人们注意。在他看来，雅典女孩自由接触其他年轻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因为她们几乎不离开妇女住区（gynaikeion）。已婚妇女很少穿过她们自己前门的门槛，少女们如果被允许到家内的庭院中走动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她们不得不呆在不能被外人甚至是自己家庭的男人看到的地方（注：R. Flaceliere,Daily Life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 p.55.）。他的意见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但是与对雅典妇女地位持乐观估计的戈梅等人的观点相左。笔者认为，对雅典妇女是否隐居问题的研究，也要根据两种不同类型雅典妇女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围绕着雅典男性的第二类妇女，即奴隶、妾、妓女等显然是不受有关两性隔离和妇女隐居道德观念束缚的，也得不到性的保护，她们具有较多的与男性接触和到户外活动的自由。
    女奴常被主人派到邻居家，借厨房或缝纫室所需之物。女奴和男奴一样，被主人打发到市场买东西。在色诺芬的《经济论》中，伊斯可马可斯对妻子说："我们都知道，整个城市所有的东西比我们多上万倍，可是你可以派遣任何仆人到市场上去把一样东西买回来。"（注：色诺芬：《经济论》，Ⅷ，22。）在女主人不得不外出时， 女奴陪伴她出行。当男主人在家里宴请客人时，女奴被派在桌旁伺候，女奴还需完成到水池边打水的任务。
    妓女可以陪伴雅典男性参加酒会和饮宴活动，与他们同桌进餐，一起讨论有关文化和公共事务的问题。不少妓女被雇来在宴会上吹奏笛子、唱歌和跳舞，供男性享乐。阿波罗多洛斯在控告尼伊拉时指出，她与许多妓女所做的一样，在许多男人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们饮酒吃饭（注：Demosthenes, LIX, 24.）。雅典的彩绘陶器描绘了在酒会上， 奴隶女孩、外国妓女、高等妓女被雇佣为性招待者的情景。
    第二类妇女虽然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这恰恰是她们低下社会地位的标志，因为在雅典人的思想观念中，受人尊敬的妇女是呆在家中的。雅典的公民妇女绝不会羡慕这些能够进入男性社会充当伴侣的妓女，正像波梅罗伊所说："某些妓女也试图像一位受人尊敬的妻子一样活着， 但是没有一位公民妻子想做妓女。 "（注：S. B. Pomeroy,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pp.92,83.）那么，那些受人尊敬的第一类妇女，也就是雅典公民的妻子、女儿们是否过着隐居生活呢？让我们根据历史提供的各种信息来进行分析。
    史料说明雅典公民女性隐居生活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雅典公民女性的隐居在私人建筑的设计和安排上有所体现。雅典的私人建筑为男性和女性提供了分开的居住区，女性通常住在离街道和家中公共区域较远的房间。若房子是两层，那么妻子和女奴就住在上层。尤菲利托斯在法庭上告诉人们："我有一座两层的小屋，妇女的居处在楼上，男子的住区在楼下，每一层都有同样大的空间。当我的儿子出生时，他的母亲给他喂奶，为了让她避免每次抱着孩子下楼时出现危险，我就住到楼上，女人们住到楼下。"（注：Lysias, I, 9-10. ）这段话表明即使这样一个并不很富裕的雅典家庭，也为妇女们提供了与男性隔开的起居室。
    雅典公民妇女所穿的服装同样显示了她们隐居生活的特征。她们穿着的衣服帮助她们躲开陌生男人的注意。与穿着像薄纱一样的橘黄色料子做的透明衣服的妓女不同，雅典受人尊敬的公民妇女的衣料通常是用毛与亚麻制作的。她们带的披肩可以拉到头上做头巾，服装风格则是爱奥尼亚与多利亚两种款式。由于爱奥尼亚服装是缝好不外露的，她们就在公共场合穿这种衣服， 在家中则穿较短的束腰外衣（注： S. B. Pomeroy,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pp.92,83.）。
    但是，史料也告诉我们，雅典公民妇女并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不同阶层的妇女隐居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比较贫穷的公民妇女不得不走出家门，出外谋生，一些公民妇女在市场上卖东西。根据阿里斯托芬在喜剧《地母节妇女》中的说法，欧里庇得斯的母亲是卖蔬菜的小贩。在这部剧作中，他还提到，一个公民妇女在丈夫死后靠编织和出卖花冠供养家庭（注：Aristophanes, The Thesmophoriazusae, 338:446-450.）。从一份雅典法庭原告的纲要中，我们得知，一个雅典妇女先后靠卖丝带和当乳母为生（注：Demosthenes, LVⅡ，35.）。当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妇女领袖吕西斯特拉忒组织妇女罢工以图结束战争之时，她嚷道：
    向前斗争，我的女战士同盟，
    卖鸡蛋、种子、蔬菜的女孩子们啊！
    卖蒜女、 酒吧女和烤面包的女孩子们啊！ （注：Aristophanes, Lysistrata, 456-460.）雅典的一些法庭演说辞中提到，许多公民妇女被迫成为葡萄采摘者。
    对于雅典公民妇女是否到剧场观剧，古典史学家仍有争议。但是从柏拉图的著作来看，雅典妇女完全可能观看所有的戏剧。他在《高尔吉亚篇》中说，诗歌特别是悲剧，是一种对男孩、妇女和男人，对奴隶和自由民发表的没有区别的语言（注：Plato, Gorgias, 502 b-e.）。在《法律篇》里，柏拉图声称，如果观众被要求说明他们的偏爱，小孩子们会投票赞成魔术师，男孩们会投票赞成喜剧诗人，年轻男子和较有教养的妇女会投票赞成悲剧诗人（注：Plato, Laws, 658 a-d.）。
    众所周知，雅典妇女被允许参加城邦的宗教生活。在宗教节日所举行的祭祀仪式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妇女的身影。地母节是仅限于雅典女性参加的宗教节日，但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泛雅典娜节里，雅典妇女则与男人们一起参加庆典和游行。在游行行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雅典贵族家庭选出的提神圣篮子的女孩。在帕特嫩神庙的中楣上，刻画着雅典妇女与男子共同庆祝泛雅典娜节的情景。
    雅典的婚礼和葬礼都离不开公民妇女的参与。婚礼的一个必要程序是新娘淋浴的净化仪式，雅典妇女和家人负责为新娘运水，花瓶绘画展现出妇女们结队到泉边汲水的情景，画面上，妇女们举着火炬，吹着笛子，一个妇女顶着预备用来装水的容器走在队伍的前面。淋浴后，新娘的女伴们为她涂上油膏。在新娘被用骡车或牛车送往新郎家时，送亲的队伍里有她的男女亲戚和朋友们。雅典人举行葬礼时，照料死者；洗净尸体并为之涂油几乎完全是妇女的任务。在正式的哀悼和到墓地的丧葬队伍中， 妇女作为死者的哀悼者而扮演重要的角色（注：R. Just, 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 pp.110-111,118,114.）。史实说明，无论是在市场上、田野里、剧院中，还是在宗教节日、婚礼、丧礼上，人们都能看到妇女。
    在公共场合能够看到雅典公民妇女的事实，与妇女隐居的描述和说教看来相悖，但实际上并不矛盾。正像罗杰·贾斯特所说的那样："在雅典，性隔离和女性的隐居并不一定必须把妇女严格地限定在房子里，它意味着妇女家庭世界与男人的公共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隔离。"他还告诉我们："女性的隐居并不是以门闩和栅栏来强制实行，它还可以用男人和女人的世界分离这样的道德约束来保证。"（注：R. Just,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 pp.110-111,118,114.）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男性的领域在户外，女性的领域在家内以及公民妇女隐居的道德观念，成为雅典社会关于妇女行为规范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雅典社会流传的诸如"受人尊敬的妇女应该呆在家里，只有轻佻的坏女人才到街上闲逛"之类的格言约束着妇女的行动。甚至连妇女与陌生人讲话，也被雅典人看成可耻行为。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战争后， 自由的妇女站在门口问过路客人关于她们亲属的消息，就被看做是降低她们身份的行为（注：E. Fantham, H. A. Shapiro, S. B. Pomeroy andH.A. Shapiro,Women in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1994, pp.79-80.）。
    妇女隐居的道德观念影响到雅典的社会习俗。当一个雅典人邀请朋友们到他家时，除了监督伺候在桌旁的奴隶外，他的妻子从来不在饮宴厅（andron）出现；当她的丈夫外出做客时，她也不陪伴丈夫。只有在家庭节日时，男人和女人们才在一起。在雅典公民家中，一般是丈夫或奴隶到市场上去，进行日常购货。公民妇女迫不得已购买个人必需品时，不得不带着一个奴隶与她一起出去（注：R. Flaceliere, DailyLife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 pp.66-67.）。
    妇女隐居的道德观念通过家庭教育等不同途径在雅典妇女的头脑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并被她们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标准。从吕西阿斯的法庭演说集中我们得知，受到企图打死他人指控的一个雅典人为自己辩护道："晚上，他醉醺醺地来到我的住处，破门而入，进到妇女们的房间，里面住的是我的姊妹和我的侄女，她们过的是这样一种有秩序的生活，甚至被亲属看见时她们都感到窘迫。"（注：Lysias, Ⅲ， 6-7. ）这段话说明，遵循妇女隐居的道德观念已成为广大雅典公民妇女的自觉行动。
    妇女隐居的道德观念是雅典男性对女性进行监督的根据。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厄特克特拉》中，当厄特克特拉的农民丈夫看到妻子与两个年轻男人在门口说话（注：在希腊神话和剧作中，厄勒克特拉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女儿，奥瑞斯提斯和伊菲革涅亚的姊妹，她帮助奥瑞斯提斯向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奸夫埃葵斯特斯报了杀父之仇。），就批评他的贵族妻子说："啊，我在门前看到的这些陌生人是谁？是什么使他们来到这乡村人家？他们是找我吗？一个女人与年轻男人们站在一起是可耻的。"（注：Euripides, Electra, 341-344. ）在这里，厄勒克特拉的丈夫因为不知道来者是妻子的兄弟和表兄弟而批评妻子，但是，这个情节生动地表明，雅典公民男性以两性隔离和女性隐居的道德标准严密地监视着他们的妻子、母亲、姊妹和女儿们。
    史实证明，无形的男女性隔离和妇女隐居的道德观念形成一种社会舆论，成为比有形的门窗和栅栏强大得多的力量把妇女与男性分开。
    雅典男性社会对两性隔离以及公民妇女过隐居生活的强调是为了使妇女保持贞洁和性忠诚，从而使家庭在宗教、经济和血统等各方面得以延续。过隐居生活虽然是雅典的公民妻子们受人尊敬的标志，但是，与丈夫在空间上、思想感情上和性生活上的距离使她们在心理上受到伤害。大多数时间与丈夫分开的雅典公民妻子们"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感情直接寄托在她们的儿子身上，有时过分宠爱儿子，有时又把儿子大骂一通，以便维持这种情景。成年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会理解这种心情，但孩子却往往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结果，一代又一代男孩长大后都具有这种信念，即认为妇女是无法预测的，只要有可能，最好是避开她们。"（注：R. Tannahill, Sex in History, pp.97-98.）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互不理解和距离。
    因此，总的来说，无论是受人尊敬的第一类妇女，还是被人歧视的第二类妇女，都是男性利益的牺牲品。第一类妇女作为妻子，为了男性生育合法子嗣和管理家庭的需要，而在意识形态上同男性及社会分离，大多数时间隐居在家中；第二类妇女作为伴侣，为了满足男性的性欲和解除精神寂寞的需要，而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两类妇女的相对隐居或相对行动自由实际上都是为满足男性的不同需要服务的，这进一步反映了雅典妇女所处的屈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