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报》案”：“上海风气言论也因之一变”
        庚子以后，“人心进化，孟晋不己”，许多抱负“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之志的青年，目击时艰，慷慨悲辛，纷纷从爱国走向革命。在这种潮流转折中，上海的《苏报》和“《苏报》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苏报》原是1896年创办的以日本人为背景的一份不起眼的报纸，自1898年陈范购得后，随着陈范思想的变化，它日趋进步。大体上它从1902年11月报道南洋公学退学风潮起，便转向“革命排满”。它坚持“鼓铸国民”、“助长风潮”的宗旨，导之以走革命救国的道路。在1903年4月下旬兴起的“拒俄运动”中，《苏报》及时报道上海和各地的运动情况，支持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和成立学生军的创议，认为“学生军之说”是“新中国之起点”（注：《倡学生军说》，《苏报》1903年6月24日。），鼓励学生加入革命排满的行列。
        当时中国教育会及其帮助下成立的爱国学社，在东南地区卓有影响。爱国学社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注：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革命逸史》初集，1981年版，第118页。）。1903年初，陈范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合作，会社负责人蔡元培等七人逐日为报社轮流撰写社说，《苏报》实际上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会的机关报。6月1日，爱国学社章士钊受聘任《苏报》主笔，对《苏报》大改良，更突出革命言论的地位。其时，《苏报》同站在清廷和东南督抚方面的《申报》和《新闻报》相对立，并连续发表《驳〈革命驳议〉》等文，批判《中外日报》所散布的主张保皇的言论。1903年5月，邹容《革命军》一书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影响巨大。《苏报》于6月9日发表章士钊（署名‘爱读革命军者’）写的书评《读革命军》，推崇这本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的革命读物是“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在“新书介绍”中说，“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该报于6月10日又发表章太炎所作《革命军序》，将该书比之为震憾人心的“雷霆之声”。其时，章太炎著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于6月29日将之在《庚有为与觉罗君关系》的标题下节录发表。驳斥了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观点，强调“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革命是补泻兼备的良药”，“民智未开，但恃革命以开之”，并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充满民主革命精神。显然，章太炎、邹容被清廷勾结租界当局投入狱中，《苏报》于7月7日遭封禁。但《苏报》和“《苏报》案”“助长民愤为力不少”，有力地推动了二十世纪初共和革命潮流的发展，并实际上揭开了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序幕。
        除《苏报》外，其时上海还有两份革命刊物，一是《大陆》，一是《童子世界》。原来，1901年5月，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等在东京创办第一份中国留日学生革命报刊--《国民报》，“每期输入上海逾两千份，影响东南各省青年，为力至巨”。后以“款绌停办”。1902年12月，戢元丞等于上海创办《大陆》月刊（两年后改为半月刊，1906年1月停刊），“以继承国民报之统绪。是报主张改革，虽不如国民报之激烈，而排斥康梁之保皇邪说，尤有过之”（注：冯自由：《国民报及大陆报》，《革命逸史》第2集，1981年版，第70页。）。它在《发刊词》中说，在清廷统治下，“今之大陆”是“黑暗最甚之大陆”，“老朽腐败之大陆”，主张“以欧洲大陆为师，以非洲大陆为戒”（注：《发刊词》，《大陆》第1期，1902年12月9日。）。《童子世界》为爱国学社主办，创刊于1903年4月，6月随爱国学社解散而停刊。它宣传“外拒白种，内覆满洲”（注：《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之奴隶无别》，《童子世界》第24号。）、“革专制之命”（注：吴忆琴：《论希望》，《童子世界》第9号。），称颂“法国大革命”为“人类新纪元的一个纪念物”，美国独立战争“血战八年”，“为后世共和国之圭臬”。鼓励中国青年“抱定宗旨”，不惜“革命”、“流血”，“脱奴隶之厄，建自由之邦”（注：钱瑞香：《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中国之主人翁》，《童子世界》第5号。）。
        “《苏报》案”后上海革命力量虽遭挫折，据记载，“然革命风潮风起云涌，长江沿岸各省之志士及已解散的爱国公学学生仍多散发宣传小册子及日本出版各种书报，为《苏报》之代。1903年8月7日，有《国民日日报》创刊，约略出至12月被查封。其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新颖，发行不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注：冯自由：《上海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革命逸史》初集，1981年版，第135页。）。《国民日日报》宣传国民主义思想，认为“不为国民，即为奴隶”，揭露封建专制下的“种种罪恶，唯君所造”。（注：《说君》，《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它称清朝统治集团为“独夫民贼”、“北敌”，摒弃清朝皇帝年号，改用公元和黄帝纪元并列纪年。它鼓吹“破坏”，提出实行“强盗主义”（注：《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即武装反抗的主张。
        其时，上海的《政艺通报》也一度倾向革命。该刊物有一个特色，即注重研究世界形势，较早地阐发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双重内涵的时代论。说：“十八世纪为欧洲君民竞争之历史，十九世纪为欧洲民族竞争之历史，此两世纪系帝国主义由胚胎而膨胀之时代也”。认为帝国主义向外扩张在十九世纪已开始，而二十世纪“最凶恶”。因而又提出了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认为，欧美列强立国之本是民族主义，其帝国主义即民族帝国主义，呼吁，中国处于“竞争世界”，“非以我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注：邓实：《通论四·帝国主义》，《政艺通报》壬寅年第5期。）。该报还鼓吹说，“无革命则无以存中国，不存中国则无以存黄种”（注：马叙伦：《救中国必先自治论》，《政艺丛书》癸卯年政学文编。）。该报也是当时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较早的刊物之一。认为“社会主义”“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至于“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又提出了“生计革命”问题。说：“而生计革命，也就是要解决人口增长与生产的矛盾，只有在实行了社会主义以后，才能予以解决”（注：邓实：《论社会主义》，《政艺丛书》癸卯年政学文编。）。这种“生计革命”的提法，与后来孙中山所倡言的“社会革命”颇为近似。
        上海《苏报》被禁后，除《国民日日报》继起外，《觉民》、《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女子世界》等一批革命报刊接踵而起。《觉民》在金山县（今上海金山区）出版。该报也坚持“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内涵的时代观。说：“强权世界，东西强国，各守其民族帝国主义”，“施行殖民政策”“不遗余力”。它赞同“近今志士”，“以民族主义为全国倡，曰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强调“盖今日救国存种之策，舍民族主义，竟无从下手”。但它强调：“惟今日宜守文明国之民族主义，而不宜守吾旧日之攘夷主义”（注：《邓秋枚书》，《觉民》第9、10期合订本，1904年8月。）。《中国白话报》称“争政治的事业”，“叫做革命的事业”，提出“把我们汉族中国，建个独立共和政府”。警示人们“千万不要被清廷”的定宪法“欺住”，呼吁：“快点儿把北京的政府倒去罢”（注：白话道人：《再告当后的兄弟们》附后，《中国白话报》第20期，1904年8月30日。）。《警钟日报》及其前身《俄事警闻》是《苏报》案之后革命派在上海的最重要的革命报刊。除注意揭露俄国侵略和日俄战争外，抨击清廷官场腐败，揭露1904年5月各省督抚奏请立宪的虚伪性，说：“今之立宪，专制之变相也，君主专制之变相也，贵族专制之变相也”（注：星桓：《中国立宪之可危》，《警钟日报》第106号。）。该报的另一特色是宣扬反清革命思想。其第六十一号在“投函”的栏目下，披露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华革命军的情况，透露“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总之，这些革命报刊大量传播“共和之革命”的言论，认定“天下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中国人民不实行革命断不能立国”（注：激烈派第一人（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中国白话报》第6期。1904年3月1日。），号召：“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注：《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4月。）。这些新话语和新观念起了震憾人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