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09年前后：在政治批判中呼唤革命
        随着共和革命潮流向前发展，上海革命报刊屡禁屡起。1909年起，《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相继以于右任为中心创办起来，被称为“竖三民”，它们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主要革命报纸。
        《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创刊，到8月14日被禁，共出92期。该报接受“苏报案”的教训，“对于满汉种族问题，未敢公然言之。至于批评时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败，则较神州日报尤为激烈”（注：冯自由：《上海民呼日报小史》，《革命逸史》第3集，1981年版，第303页。）。它在对清廷和官场的政治批判中宣传“鼎革”思想。它揭露清廷预备立宪“阳托立宪之名，以阴施压制之实”（注：《论趋时派之新迷信》，《民呼日报》1909年6月17日。）。并且写道：“痛哭告我同胞曰，我同胞今而后，其勿以革新事业再望诸政府矣”（注：《最近时局观》，《民呼日报》1909年6月10日。）。并不时出现“官逼民反”、“铤而走险”和“鼎革之祸以兴，殆为一成不易之公例”等激荡性言词。此外，该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斗争情况，把争路权矿权运动作为抨击官场的重要内容，常用“卖路贼”、“矿贼”、“卖国贼”等字眼抨击媚外的官吏。
        《民呼日报》被禁一个多月后，《民吁日报》即出版。它从10月3日创刊到11月9日被封，共出48期。它是在《民呼日报》原址上组建，人民虽稍有变动，其版式与宗旨与前报相同，实际上是《民呼日报》的“变相复版”（注：冯自由：《上海民呼日报小史》，《革命逸史》第3集，1981年版，第307页。）。两报稍稍不同的是，在反对清廷和反对外国侵略这个共同目标上，《民呼》比较侧重对内，《民吁》则较注力于当时所发生的安奉路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的侵略进行较多的揭露。另外，揭露“近年来，朝廷藉筹备宪政之空名，横征暴敛，吸尽民膏”（注：《泛论近今之恶现象》，《民吁日报》1910年10月5日。）。在立宪问题上，它称赞“彼法兰西之颠覆王政，建设共和”，“美利坚之脱英人之羁绊，自建共和”，均是出于他们“国民之自觉”，强调：中国“欲夺专政而图国家进步者，与其举欧美共和立宪之政治，以促政府之猛醒者，勿宁举欧美独立自治之国民，以促国民之自觉也”（注：《国民之自觉》，《民吁日报》1910年10月19日。）。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国人效法法国和美国国民的自觉，走法美革命的道路。
        1909年前后，上海除“竖三民”日报外，还有些刊物在宣传革命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一是陈其美1910年5月创办的《民声丛报》，半月刊，仅出2期，它批判清廷腐败，假借立宪之妄，斥责“专制民贼”们的“跋扈枭张”、“僭窃主权”，认为指望清廷立宪是“医不对症”，此路不通（注：《中国立宪之观察与欧洲国会之根据》，《民声丛报》第1、2期。）。揭露立宪派们“柔顺卑鄙”、“媚兹政权”，“不惜假立宪之美，以为君主一人之刍狗”（注：《士风篇》、《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质疑》，《民声丛报》第1期。）。根据美、法以革命行立宪的史实，说“可以悟宪法者，大都由激烈时代人民逼迫而成，非可由平和时代政府醖而成者也”。（注：菽楼：《宪法大纲刍议》，《民声丛报》第1期。）激励人民起来和清政府斗争。
        另是《克复学报》，月刊，创于1911年5月，现仅见两期。它载有《粤难记事本末》、《革命党列传》和《梁说驳谬》等文。认为革命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政府愈镇压，革命愈发展。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认为，革命党的“政治革命，满汉人民及官吏中之明达者大都深表同情，而为众之的者，极少数之顽固党”。“一旦时机成熟，徒党众多，振臂一呼，四方响应，锄于彼少数顽固党，直无疑摧枯拉朽耳！”（注：《革命党解》，《克复学报》第2期。）它预言，清政府“国是不明，人心大惑。强邻窥伺于外，政府欺诈于中。一旦有事，势必土崩瓦解，不可收拾”。（注：佛掌：《中央集权发微》，《克复学报》第2期。）再有，该刊还著文介绍欧洲近世社会主义，称幸德秋水“乃日本社会学者先锋之一”，并提到了“麦克思（即马克思）主义”。（注：《记英国工党与社会党之关系》、《记近世英日等国暗杀党事》，《克复学报》第3期。）
        “竖三民”中的《民主报》存在时间较长，它创刊于1910年10月11日，终刊于1913年9月5日，历时三年。社长仍是于右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沈缦云对之出资最多。1910年6月，为适应革命重心向长江流域转换的需要，宋教仁和陈其美等人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东京。1911年初，宋教仁回到上海，成为《民立报》的主编和报社的灵魂。该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报馆成为革命联络机关。它多次发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不适用中国。它主要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揭露清廷预备立宪是伪立宪骗局，它强调“国由民而成，国民之合成意力即国家之精神系统作用”，认为“阶级为人道之大敌”，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反对资产阶级集团专制，以全民政治为原则，主张全民的民权主义（注：泣民：《人道主义论》，《民立报》1910年10月12日。）。这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很相似。它著文揭露“中央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仰鼻息于三数权贵”，“为学界、实业界之领袖”“道德堕落”，认为“人心已死，天意难回，即无外忧，亦将内溃”（注：大哀：《从国民道德上推论中国之存亡》，《民立报》1910年10月13日。）。从而表示对资政院、谘议局和清廷预备立宪的彻底否定。其次，大力宣传共和革命。1911年四川路潮爆发后，清廷顽固镇压。该报社说宣传效法新近的葡萄牙革命。说：“葡国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国王无道”，“葡人遂大起革命”。“今年五月，新政府制造共和宪法，设立议会”。盛赞葡国为“近史上之模范”（注：宋教仁：《葡国改革之大成败》，《民立报》1911年9月28日。）。其三，武昌起义爆发后，连发社说，均以歌颂共和、激发各省响应为要旨。说：“革命党万恶政府之产儿”（注：骚心：《长江上流之血水》，《民立报》1911年10月13日。）；“今日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注：宋教仁：《湖北形势地理说》，《民立报》1911年10月15日。）；“不可迷心于和平解决”（注：振公：《吾人今日之革命观》，《民立报》1911年11月4日。）；“国民之渴望共和，实有不得止之概”（注：君武：《论共和国之秩序》，《民立报》1911年11月10日。）；主张以南京为临时国都（注：周洁：《临时国都论》，《民立报》1911年12月4日。），“会师北伐”（注：剑秋：《论亟宜会师北伐》，《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到12月24日，发表《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30日，以一整版报道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等相关照片。
        应该指出的是，清季上海报刊的革命宣传有一个总特点，即在“苏报案”前后，舆论中的“排满”气氛很浓。但到1909年前后，虽然反清革命仍是主调，但舆论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已较浅淡，言论的特色是突出政治批判，侧重揭示清廷出卖路矿等主权，揭露君主专制黑暗和官府腐败，揭示清廷对人民群众的压制和推行“预备立宪”的骗局，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批判，宣传“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的共和革命思想。一时，对“独夫民贼”和“卖国贼”的批判增多，先前那种“丑类”、“逆胡”、“北敌”的字样减少。强调“可以联合满蒙青藏而为平等之立宪”（注：恨海（田桐）：《满洲政府之立宪问题》，《复报》第1号。），“使地权与人权平均”（注：见《竞业旬报》1908年第8期。）。对“满汉人民及官吏中之明达者大都深表同情”“政治革命”（注：《革命党解》，《克复学报》第2期。）充满自信。这种情况在《神州日报》及“竖三民”等报中得到较多的反映。“此种着眼于政治批判而不涉种族仇恨的笔法，系同盟会晚期上海革命报刊的特色”（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第405页。）。于是，共和革命潮流的影响日益增长。有人赞叹说，“至庚戌、辛亥时，即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尤上海报纸党见离合之一大段落矣”（注：姚公鹤：《上海闲话》，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87页。）。事实正是如此。到1910、1911年间，立宪派的请愿国会运动屡遭挫折和最终失败，连立宪派的重要言论机关--上海《国风报》也渐渐地沉不住气了。一再出现惊呼“土崩之势”和呼吁推翻政府的文字。如它说：“二十二省，乱机遍伏”、“变乱四起”、“土崩之祸，即目前”（注：明水：《新疆危言》，《国风报》1911年第6期。）；“吾今请以一言正告国人曰：吾党诚绝对的反对政府”（注：明水：《列强对于我国新外债的态度》，《国风报》1910年第30期。）。又指出，中国前途之“根本”在“改良政治”，而要“改良政治”，“则必当推翻此穷凶极恶之政府”，“为根本之根本”（注：长舆：《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1910年第18期。）。甚至连梁启超在《国风报》上也指出，“向政府请愿国会，诚无异与虎谋皮”（注：沧江：《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风报》1910年第18期。），并说：“我国民未尝有一事弱于人也。而今乃至无一事不弱于人，则徒以现今之恶劣政府为之梗。……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劣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注：沧江：《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国风报》1911年第7期。）。这种潮流的发展和转折，正是在清末社会矛盾不断发展下，“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交相作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