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被众多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却没有立刻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远远地落在了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后面。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德意志尚不具备形成近代国家的主要条件。首先，德意志依然具有较浓厚色彩的中世纪国家形态的各种因素。不论是帝国的议会，还是邦国的议会，都还是以封建家族的联合为基础，而不是以经济利益集团为主的社会阶层组成的。效忠和保护的原则不但没有被否定，反而更加强了，神权政治的思想对国家的统治还有极强的指导作用。封建特权依然是法律的主体。这些都在制约着经济制度的转型。不论是在所有制方面，在经营体制方面，在资本的积累方面，还是在交往和交换方面，封建主因特权的保护和支持占据着垄断和支配地位。工商资产阶级手中没有进入统治集团的敲门砖，也就无从对国家的政策和施政纲领施加影响。在这种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是一场波及广泛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但是对国家的形态没有产生更有力的冲击波，封建主阶级仍然能稳坐江山。
    国家不统一也是阻碍德意志向近代国家形态转型的重要因素。虽然宗教改革期间德意志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但这并不是执政阶级的意愿和为之而努力的目标。不论是皇帝还是邦君诸侯都只是在利用宗教改革，把其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重要砝码。查理五世在与教廷进行的外交中，利用路德的宗教改革迫使其让步，反对教皇始终不愿放弃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在反对教权的同时有损皇权的权威，因为教权和皇权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教诸侯结成的施马卡尔登同盟也不是代表历史发展进步的政治力量，而是力求维持地方封建势力的封建诸侯，以及力图保持自治权利的城市。没有统一的国家自然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族教会，新、旧教派的对立和斗争是封建主之间的斗争，是封建皇权的集权和诸侯分权的对抗。1555年颁布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胜利[1]（P345）， 对德意志乃至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和人的思想解放都有大书特书的意义。但是，它对于当时德意志政体的发展却起了不利的反作用。只有在16世纪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德意志，才会出现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在谁的国家信谁的教”无疑又为分权自治的邦国增加了新的宗教特权。
    国家的不统一削弱了德意志帝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而且各自为政的邦君诸侯又都联合外部政治势力解决国内的政治纠纷。这样，德意志内部的政治事务程度不同地转化为国际纠纷，起因于新、旧教诸侯集团之间、诸侯与皇室之间的内战演变为国家间的冲突，德意志成为欧洲战争的大战场，引发了30年战争。30年战争给德意志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最直接最明显的是人口的锐减。1600年前后，德意志的人口约1600-1700万左右（注：根据科伦本茨的统计为1800-2000万，H.科伦本茨：《德意志经济史》，慕尼黑1977年版，第1卷，第306页；奇波拉则认为约1500万左右，但不包括波兰和斯堪的那维亚等当时尚属德意志统治的地区，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 第1卷，第20页。）[2]（P10），30年战争后下降了30-40%。人口锐减导致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农业荒耕、手工业停滞、商业凋敝、经济交往减少，德意志的经济遭受到一系列的重创。这些重创对德意志社会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以及商品流通的方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在这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德意志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是因为内战造成的经济崩溃带来的结果，而且也受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格局变革带来的影响。美洲大陆发现后，源源而进的黄金冲击了西欧的黄金市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黄金生产大国德意志。30年战争以及在此之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北方战争和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一而再，再而三地严重地摧毁了德意志的第一大手工业--采矿业。矿井被破坏，矿工成百倍地减少，采矿业的规模大大缩小。这就导致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手工业--冶金、武器制造业--的衰败和停滞。战争造成了商路的阻隔和被破坏，给以中介贸易为主体的商业带来了重创。更何况由于荷兰、丹麦、瑞典的崛起，进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河流的河口被这些国家所控制，西欧的南北大动脉--莱茵河也任凭法国人自由往来。再加上西欧贸易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变化，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这些内外因素综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了中世纪以来德意志在西欧乃至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尚失了争夺国际市场和国际商路的实力。所剩有的仅仅是能够提供粮食贸易资源的土地，使其尚能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仅有粮食贸易，在粮食的对外贸易中产生了商业资本家。而粮食生产和粮食贸易都掌握在大地产主的手中，这就决定了德意志实现资本主义的起点必定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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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近代社会的国际贸易不再是个人的经济活动，必定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提供必要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方面的保证。在邦国诸侯领地林立的分裂的德意志，后来居上的普鲁士在王国内建立起了专制君主制和近代国家的官僚机构，因此德意志实现资本主义首先是从普鲁士起步。普鲁士为什么能在邦君诸侯领地林立的分裂割据中脱颖而出呢？这是因为普鲁士较为鲜明地集中了当时德意志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点，代表了德意志发展的总趋势，是最终统一德意志的主流。
    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转型是与建立一支常备军分不开的。普鲁士王国的基点是1134年由德皇在帝国北部设立的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领地[3] （P27-134），在此后几个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中上升为王国，因此军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是对外战争的需要，也是对内制衡大地产主势力的工具。普鲁士从17世纪初起就开始建立常备军，并且不断地扩大，1688年共有兵员30625人，而同年，普鲁士的人口总数是1067157人，军队占邦国人口总数的3%[4]（P111-112）。比例之高， 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常备军需要固定的军费开支，但是以大地产主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政治体制很难给予保证。在经济上，大地产主享有很多的特权，他们可以免缴国税，而且又控制了粮食贸易权。随着大地产的增加，邦国的税收则成反比的减少。在政治上，他们利用邦议会限制邦君以及后来的普鲁士国王的集权，邦君和国王的决策只有经邦国议会的通过才能实施。另一方面，由于农奴制的扩大，自由农民的数量减少，常备军的兵源萎缩。这些都不利于普鲁士的集权，影响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从17世纪中叶起，德意志的一些政论家就意识到这种经济体制和国家体制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借鉴西欧其它国家的经验，论述建立国家官僚机构的必要性。法伊特·路德维希·封·泽肯多夫就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一再强调选帝侯王国中行政机构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的成功在于他是否拥有一大批臣民，而不是依附者[4]（P298-299）。维持常备军军费开支的最有效的途径是扩大税源，有效地管理军费的支出，这就成为普鲁士建立新的国家官僚机构的起点。16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执政后，逐步地限制和废除了大地产主的一些经济特权，委任固定的官吏负责收税和管理军费开支，产生了普鲁士最早的官僚机构--军事总署。邦国制定的经济政策，组织从事的主要经济生产活动都是围绕着保证军费开支和常备军的所需这一目的，促进纺织业为常备军的军服所需，发展武器制造业，为常备军的军队装备，扩大国库储备，为保证常备军的军费开支。贝歇尔告诫邦君要把农业看作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他认为农业和农民阶层是轴心，把这两者比喻为大树的根和干。克韦斯奈把土地看作是财富的唯一资源，他认为只有从农业经济中才能生出利润，是从税中获得的，他建议应该向大地产主征税[4]（P299）。正是在这些政论家的理论的指导下， 普鲁士制定了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
    30年战争之后，德意志的第一大手工业--矿山和冶金业完全衰落，这是因为来自三个方面的打击。首先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从那里源源流入欧洲的黄金造成黄金价值的贬值，冲击了德意志的采矿业；其次，连年的战争摧毁了矿山的设施；再次，人口的锐减使矿山失去了大量的劳动力。作为社会经济另一大支柱的远程贸易，也因为欧洲的远程贸易的商业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而失去了中介的优势。虽然北德地区仍然处于北海贸易区的范围之内，但是重要的出海口则被瑞典和荷兰把持着。另外，在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中，英国、荷兰的商人都有国家作为坚强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后盾，垄断了海外贸易，类似汉撒同盟那样的松散的经济机构已经不再能起作用了，缺少国家支持的德意志商人虽然有地理的优势，依然丧失了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唯一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是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粮食贸易，1649年，仅在但泽出口的粮食就达25万吨[4]（P326）。所以， 粮食贸易成为普鲁士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30年战争给德意志的农业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东普鲁士、勃兰登堡、波希米亚、梅克伦堡等地区是受30年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人口的损失程度也最大。除了战争因素以外，还有瘟疫和饥荒造成的危害，土地荒耕化比德意志其它地区更为严重。但是与矿业和商业相比，农业是不需要更多的条件就能很快恢复的经济生产领域，只需要满足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这两大要素。为了恢复农业，17世纪末、18世纪初，普鲁士的邦君和大地产主有目的地、有计划地从德意志其它地区，从瑞士、萨克茨堡、立陶宛等地区迁移了大批的移民，给予他们很大的优惠，如：减少他们的徭役和租税，松弛他们的人身依附性，等等。18世纪中叶前后，普鲁士新迁移者的人数有大约30万，其中有7.6 万人居住在城镇里。据统计，1786年大约有1／3的普鲁士居民是迁移过来的。人口的密度也大大地增加了，从740年到1786年间， 勃兰登堡地区的人口密度从每平方英里的1100人增加到1600人；在诺伊马克特地区，从1100人增加到1300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时期，在他的国土内大约安置了约5.7 万个家庭。1788年建立了14个大的殖民区，设立了341 个殖民居住点[5]（P225-226 ）。普鲁士的大地产主效仿荷兰人围海造田， 排干沼泽地，扩大耕地面积，奥德河沼泽地的排干工程持续了20余年，造出了良田5.6 万公顷。在那里建立了43个居民区。七年战争之后，在瓦尔特沼泽地造田达3万公顷。哈韦河流域有1.5万公顷的湿地被排干变成良田[4]（P324）。农业种植物的品种也增多了。1771 年德意志引进了马铃薯。马铃薯既可以做菜肴，又可以磨成粉以制焙烤食品作为主食。种植马铃薯的技术简单，产量高，易保管，易运输，因而很快就在德意志普及，有1／3的耕地种植马铃薯，是18世纪西欧仅有的两个种植马铃薯的国家之一。此外，德意志还引进了豆荚类和一些经济作物类[ 4]（P325）。
    人口的急增，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产品种类的增加，这些都表明德意志农业的迅速复兴。伴随而来的是粮食价格的上扬，从 1730 年到1800年间，粮食价格提高了210%[6]（P442）。土地价格和税金也相应的提高。大地产主或通过开荒造田，或购置土地，或吞并农民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大地产，造成耕地的集中。同时，加强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增强农民的徭役，达到降低农业产品的成本，在粮食贸易中获得更多的盈利。农民的景况随之下降，农奴制加强。因此，普鲁士的农奴制不但没有因为粮食加入世界贸易而松驰，反而更为牢固。布罗代尔认为，这种二期农奴制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种变体。大地产主虽然不是资本家，但他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他与资本家合作共事，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7]（P280-281）。 从西欧当时总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大的环境中看是这样，但是就德意志本土来说却不竟其然。只是在国家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改变了所有制的关系和对土地的经营方式，才使普鲁士的农业朝着资本主义化的方向发展。
    1715年8月1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颁布敕令， 宣布邦君的私人领地为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国有土地，由国家官吏进行管理。1719年、1723年颁布法令，解除国有土地上的依附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他们的徭役，在国有土地上实行租佃制。他们与邦君的法律关系不再是个人性质的，他们是国家的臣民。1725年，不勒苏益格-荷尔斯坦茵的汉斯·兰特晁在远离大地产主庄园的阿施贝尔格新建了一个农场，把农场的土地租佃给农民，按照土地的面积规定了租金，佃农不承担其它的徭役，照此方式经营了10余年。1739 年， 他把这种新的经营方式10年的支出和收益与现行农奴制的经营方式的支出和收益进行了比较，前者的收入比后者有明显的提高。1759年他在总结这个试验的文章中指出，现行农奴制的经营制度中最根本的弊病是，它仅能满足农民最起码的生存所需，他们从中得不到任何利益。因此应该实行新的经营方式，使农民除了租金外自己也能有所得，即通过租凭制调整大地产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5]（P226-227）。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洛普明确地向邦君指出，邦君给予臣民的利益终将归结于“国家的经济”中，因为国家的经济是由邦君管理操纵的，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就能保护臣民的纳税能力[4]（P298-299）。大地产主实行的农奴制，不仅限制了普鲁士税源的扩大，而且他们拥有相当的政治实力与王权相抗衡。而租佃制的个体经营土地的方式既可以保证税收，在政治上又没有可能构成威胁，因此扩大个体农业经济是普鲁士实施重农主义的一个重要措施。为了扩大个体农业经济，普鲁士实施合并分散耕地，分配公有土地的政策。把合并的土地和中世纪以来长期存在的公有地租佃给农民。为此，1750年成立了公有土地分配最高委员会，把邦国内的公有土地和合并的分散土地租佃给了5700个农户家庭[5]（P225-226）。1800 年左右， 普鲁士有62.5%的耕地租佃给了农户，26.5%是骑士的地产，3.2 %是国有土地，7.8%是城市地主的土地[6]（P444）。个体农业经济的扩大，王室土地的国有化，公有土地和合并的分散土地的租佃，实际上这些都是在增强国王对土地的处置权，相应地消除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散性和世袭。可见，普鲁士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是扩大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