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公元2000年的时刻，我们欢欣鼓舞地回顾和展望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并以崇敬的心情景仰林志纯先生在世界古代史和中西古典文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世界古代史学科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新学科，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学者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与文化展开研究，形成了西方古典学的传统，但直到19世纪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后，才可能对全世界古代的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整体研究。所以，世界古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实际上在西方也要到20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
    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立的时间更晚。解放前，在某些高等学校的历史学系中有过关于这方面的课程，但称为西洋史或西洋上古史，主要讲授一些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与文化，约略涉及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历史，尚谈不上有关整个世界的上古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各高等学校历史系纷纷开设世界古代史课程，老一代知名的世界史学者，如周谷城、雷海宗、齐思和、陈同燮、吴于廑、郭圣铭、胡钟达、李雅舒等，都为在中国创建世界古代史学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林志纯先生50年代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始终努力不懈并取得了辉煌成绩，林先生不愧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奠基人和指导者。本文谨对林志纯先生在建设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和研究世界上古史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
    一
    林志纯（笔名日知）先生是福州人，生于1910年11月。自幼聪颖好学，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他最初在私塾读书，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后入中学接受西学和现代科学的教育。由于家贫，很早就半工半读，参加教学实习，先后在福州荆河小学、福商小学任教，投身教育事业至今已70多年。
    1937年，林先生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旁听，师从著名学者王成祖教授。1941年毕业后，在上海综合大学和大夏大学任讲师，主要讲授中国史，亦关心外国史，力求打通中外。林先生精通英语，曾多次在上海著名西文报刊如《字林西报》等发表英文文章，并开始在上海俄侨开办的俄语班学习俄语，更涉猎拉丁语。
    1949年新中国诞生。根据国家的需要，林先生于1950年离上海到长春东北师大任教，直至今日。这是林先生一生历史中的重大转折点。他从一个旧中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主要从事中国史的教学研究，转为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研究，最终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领域的一代宗师。
    从195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先生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讲授世界古代史，勤勤恳恳教书育人，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里应该特别指出1955-1957年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1955年，苏联派出第一批专家来华讲学，其中世界古史方面的专家在东北师大授课，于是东北师大历史系办起了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为期两年，学员来自全国各重要大学从事世界古代史工作的青年教师。与苏联专家合作指导研究班的东北师大中方教师，就是林志纯先生。
    林先生不是简单地以苏联专家为主，配合他做些工作，而是胸怀全局独具慧眼，力图以研究班为基地，培养出一批年轻的史学英才，以开垦一片空白的中国世界上古史园地。林先生严格地指导和督促学员，要求他们既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学会至少俄语和英语两门外语；既要听好苏联专家讲课，熟读一般的教材和讲义，又要钻研和翻译第一手史料和原始文献。他更因才施教，根据学员的不同兴趣和条件，鼓励他们不仅要掌握整个世界古代史的总体内容，而且要互相分工合作，对世界古代史领域内不同时期、地区和方面的专史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例如，毛昭晰之于原始社会史，刘文鹏之于古埃及史，周怡天之于古代西亚史，崔连仲之于古代印度史，刘家和之于古代希腊史，等等。
    苏联专家来华讲学是短期的，时间不过两年。林先生对研究班学员的指导却是长期的，乃至永恒的。40多年来，原来研究班的学员们一直与林先生保持联系，继续在林先生的关怀下不断前进。可以说，通过研究班的培养，林先生在祖国大地各个角落播下了种子，造就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方面的青年学者和精英人才。
    林先生不仅指导学生研究世界上古史，而且以身作则，勇往直前地向世界古代史的科学高峰进行全方位的冲刺和攀登。
    首先，林先生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世界古代史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最突出的是，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长文，于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表。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间所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巨大手稿的一部分，内容艰深难懂，翻译更为困难，我国学术界久闻此稿，渴望一读，苦无合适译文，为之扼腕。而林先生以一人之力，在较短的时期内将其译出问世，其胆识、功力和贡献都是非凡的。
    其次，为推动我国的世界古代史教学研究，林先生译出了苏联学者狄雅可夫和尼科尔斯基1952年主编的《古代世界史》一书的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三编，在1954年春由中央教育部油印分发各校参考，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铅印刊行。其后林先生和史亚民先生合写《古代世界史》一书，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的世界古代史教科书，其教学和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再次，林先生又致力于编集和翻译世界古代史领域的原始史料，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他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一书，又编译了《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史料集，两书皆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更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最后，林先生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据新资料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对世界上古史领域中一些主要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例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与原始社会史上一些问题》[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1956年第1期]、《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和《谈谈古代东方专制国家》（载《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等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五六十年代，林先生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贡献，其开拓、奠基之功不可没。林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具有宏观的眼光，运用唯物史观来建构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另一个是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手史料，尽力收集新资料，吸收新成果，来研究历史，发表自己的见解。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和“学习苏联”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国策，学习马克思主义更离不开苏联方面的观点和资料。因此，林先生这一时期关于世界上古史的观点与体系，例如对五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等问题的看法，是深受苏联学者影响的，其著作也大量引用了苏联方面的资料和文章。但是，正由于林先生重视发现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又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从60年代开始，林先生的学术研究已显示了跳出苏联巢穴的端倪。这主要表现在1962年他发表的3篇文章上， 它们是：《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载1962年5月14日《光明日报》）、 《荷马史诗若干问题》（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和《线文B的译读》（载《文史哲》1962年第5期）。在这些文章里，林先生介绍了西方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附注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专著，只有两处提到苏联学者卢里耶的著述。
    二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大学停课闹革命，狠批封、资、修。 既古且洋的世界古代史被打入冷宫，林先生也受到冲击。思想批判，上山下乡，纷至沓来。但是，林先生不受干扰，专心治学，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里，认真阅读马、恩原著，尽可能注意掌握国际学术界的新资料和新成果，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探索和钻研，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超越。
    “文革”结束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百废俱兴，气象万千，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史学界也不例外。林先生怀着满腔的热情，意气风发地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战斗。
    1979年，在林先生的组织和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林先生当选为研究会的理事长。20年来，在林先生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研究会先后召开了6次全国代表会议， 两次国际学术会议，5次原始社会史、5次古西亚北非史、5 次古希腊罗马史和一次古南亚东亚史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起到了组织全国世界古代史工作者展开交流讨论与合作研究的作用，并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底子薄，基础弱，人才少，存在大量学术空白，尤其是多种古文字无人精通。林先生虽年届古稀，却发宏愿，立大志，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克服困难，扭转这种状态。他联合周谷城和吴于廑二老，一再发出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呼吁。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发出了（84）教高一司字053号和054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每年聘请3～4名外国专家给学习班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代语言文字。就这样，从1985年起，东北师大已办了多期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还每年招收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古代史方面的人才。其中优秀者，更由于林先生的奔走和努力，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有的已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中国有了第一批熟悉乃至精通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亚楔形文字和古希腊、拉丁语的中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