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林先生在东北师大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又创办了《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从1986年起以外文（英文为主）正式发行，每年一期，迄今已出版了13期。这是我国唯一的世界上古史方面的杂志，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为了促进中外古典文化交流和填补我国在世界古典文明史方面学术空白的百年大业，林先生更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张政烺、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等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编印出版中外文对照印本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以近东古文献、西方古典文献和中国古典文献为主，已出版了《苏美尔王表》、《孔子的政治学--〈论语〉》和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等多种著作。
    1979年以来，林先生不仅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发展在规划设计、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和书刊出版等方面尽心竭力，立下汗马功劳，而且进一步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发表了数以百万字计的著述，建立起了具有其人特色的世界上古史和中西古典文明史的史学体系。
    1979年和1981年，林先生主持编写了《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林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运用原始史料和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现及研究成果，对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大阶段的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特别对劳动创造人类、原始群和原始公社、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农业之发生与人工灌溉之发展以及文明之起源、奴隶制社会前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奴隶制城邦与奴隶制帝国、国家发生的3 种主要形式、欧洲文明之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西亚农业公社等世界上古史上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展开了专门的探讨。《世界上古史纲》一书的出版，是林先生学术思想和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林先生关于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发展的理论体系，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之后，林先生接连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 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等一系列论文， 运用他关于古代城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早期国家政治制度。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城邦史综论”，由林先生撰写，下篇“城邦史各论”，则由其他专家学者执笔。在此书中，林先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他的古代城邦普遍说的理论，对城邦与城邦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公民、长老会议、城邦首领、城邦联盟盟主）、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4 个阶段（神话传说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城邦、史诗时代的原始君主制城邦、春秋时代的公卿执政制城邦、战国时代的城邦趋于解体与向帝国过渡）以及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改革家与独裁者）等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1990年，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主编的《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一书。随后，林先生又发表了《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等多篇论文。最后，1997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撰述的《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专著。在这部力作中，林先生对古代文明世界与中西古典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创始时期和全盛时代展开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研讨。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整体说来，似乎可以概括为：古代文明世界存在于三大地区（古代北非、西亚、南亚、中亚，古代欧洲，古代中国），构成为两大系统（中、西古典文明），发展分两大阶段（城邦-帝国）说。具体说来，就中国而言，似乎可以大致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为二千多年来误解说；中国早期国家城邦民主说；“周天下”城邦联盟说；“六经”皆“邦学”说；古典中国无西方所谓“黑暗时代”与排他宗教说；古典中国具有民主、革命传统与兄弟民族思想说；西方中世纪Feudalism 不适用于中国古典时代，不宜译为“封建”说，等等。
    经过20多年的思考和写作，林先生筑构起了他关于整个古代世界历史的史学体系，具有高屋建瓴、囊括天下的气势，可谓贯通中外，博大精深，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当然，这样一个眼界开阔、思想新颖的庞大体系，在草创之际不可能尽善尽美，必有不少不足之处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有时甚至似有口气太大、过于武断之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林先生的各种观点学者们自会讨论批评，发表不同意见。然而，林先生思想著作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则是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
    三
    林先生对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来自于他的高尚品格，这里大致提出以下4个方面：
    第一，热爱祖国、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精神。林先生自幼即受家乡林氏名人如林则徐、林旭、林觉民等人爱国思想的熏陶感染，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他早年治中国史，至古稀，耄耋之龄，复以全球历史为背景，热情赞扬中国古代民主政治，歌颂古典中国之革命民主传统、兄弟民族思想与兼收并包异域文化的泱泱气魄。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末章，先生以慷慨激昂的笔触，大书特书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未尝间断，“数千年来，自传说至实践，血缘关系、文化传袭、政治分合、皆一家人也……祖宗之教训，人类之大同，中国人之高贵品德与仁政王道之思想与实践也。”先生进一步总结中国历史之经验，写道：“奠定此种品德思想之基础维何？曰革命也，人民革命也！……汤武之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之国人革命，由是而奠定春秋时代世界历史上最光荣最丰富的民主遗产！孔子、墨子之言论，管仲、子产之实践，而后归结为秦帝国末流之陈王作难，儒墨之徒群趋与之俱死，而换得布衣领导之天下国家，而一变王侯将相世袭之种！自是而后，凡天下大势郁结而不可解之日，必有人民革命起焉，自农民而工人为领袖，而书生学者亦纷纷投身共挽狂澜，以是能外抗侵略，内兴邦国，而不至于坠入‘黑暗时代’之境域，艰苦奋斗，数千年以至于今！”（注：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0-621页。）先生爱我中华文明、讴歌革命传统之澎湃激情，跃然纸上，溢于辞表，感人至深！
    第二，无私忘我、一心治学、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纵观林先生9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全心全意教书育人、专心致志研究史学的道路。凡熟悉林先生的为人与作风的人，都知道先生一生无私欲，无他好，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不为了培养人才和建设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先生治学之勤奋，是惊人的。他终日读书写作，往往半夜即起，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一年四季，工作如恒，周末假日，从不休息。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如前所述造就了毛昭晰、刘家和等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学者，而后又培养了郝际陶、王乃新、吴宇虹、拱玉书、令狐若明、金授福、傅永东、张强、黄洋、颜海英、陈旭、李政、王丽英等第二、第三代学者。林先生不仅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并且对他们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就我亲身所见，1982和1983年郝际陶赴希腊留学，林先生以70多岁的高龄，不辞千里之遥，亲自到北京机场两次送迎。又如，1993年，林先生慷慨解囊，私人资助张立春、刘艳文参加留学生出国预备班学习一年，而后赴德国深造。这都是他无私奉献精神的体现。
    第三，垦荒播种、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条件差，基础薄弱，学术上一片空白。近50年来，林先生为创建这一学科费尽心血，不遗余力。先生有远大的理想，力图使中国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在国际上能与外国专家学者平起平坐，做出中国特有的贡献。他知道，这谈何容易，必须不怕艰险，排除万难，一步一个脚印，从头做起。林先生提出了“垦荒播种，从零做起，脚踏实地，不务空言”的方针口号（注：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史论丛·小引》（第一集），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页。）。他既这样说，就如此做，并要求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也这样做。自1983年我担任研究会秘书长以来，林先生每见到我，都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我们必须好好干，做事。”真要大力开展世界古代史研究，势必要攻破不懂古代各国语言文字的难关。我望之却步，认为以中国的条件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林先生却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坚毅的魄力，矢志不移地全国奔走，上下呼吁，终于创建了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长期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讲授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文字，培养出了中国自己的掌握埃及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和希腊、拉丁文的学者。这简直是奇迹，是我想都不敢想的，而林先生都做到办成了。今天，林先生已90高龄，仍往来长春、北京之间，为筹建中国世界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而努力。林先生的创业精神实令人钦佩景仰。
    第四，高瞻远瞩、贯通中外、不断奋进的创新精神。林先生早年研究中国史，1949年后树立唯物史观，致力于世界古代史研究。初深受苏联观点影响，60年代后开始打破苏联框框，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1979年，建立起关于古代世界普遍由城邦到帝国发展的史学体系。之后，更加强对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和中西古典文明史的探讨与考察，确立了古代文明世界三大地区、两大系统和两大阶段的理论。从先生一生治史的轨迹和等身的著作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林先生能从全球的高度，比较中外历史文化，不断掌握新资料，吸收新成果，随时进行修正、充实、提高，敢于否定过去，超越前人与自我，做出新突破。这种不断更新前进的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的。
    总之，林先生的成就是卓越的，贡献是巨大的，品格是高尚的。我们衷心祝愿林先生健康长寿，老当益壮，在21世纪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和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更应学习他的精神，大力发展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