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科建设意识明确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包括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每个学科都提出了12年内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和应完成的著作。《远景规划草案》“依据先后缓急的要求”,将国史研究列为第四个“迫切需要加强”的学科。①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已具有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其次,国史成为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的内容。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为配合《史稿》教学,编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大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是联合天津部分高校共同组织编写的讲义性质的讲稿。此外,一些高等学校历史系还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增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32]四川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基础课。[31]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师生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简史》,“中国历史教师还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34]
    (四)学术性、科学性不足
    1958年以后,国史研究成果陆续出版,但不可否认,这些成果确实存在学术性、科学性不足的问题。首先,哲学社会科学“跃进”过于强调速度和为现实政治服务,致使一些成果学术性、科学性不足。如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靠政治挂帅”以及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编写国史,过于强调现实政治的需要,仅用20天时间即完成了《史稿》一书。其次,国史引证材料主要是毛泽东著作、中央文件等。如《史稿》和《提纲》所用史料多是党的决议、毛泽东著作、中央领导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样编写出来的国史像是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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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正文第9页。
    三、对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评价
    通过对20世纪5O年代国史研究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之前,国史研究“还是一个缺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之后,在制定《远景规划草案》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的过程中,科学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被明确提出来。1956-1957年间,国史研究进展缓慢,仍处于规划和准备阶段。1958年以后,尤其是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为标志,国史研究进程大大加快。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发展态势可以说是“先抑后扬”,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5O年代前期,史学界的研究重点是古代史和近代史。古代史方面,史学界主要围绕着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这“五朵金花”进行讨论。近代史方面,史学界围绕着近代史分期、帝国主义侵华史等展开研究,汇编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创办了《近代史资料》等。这说明,当时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在国史研究上。二是国史研究从规划转入实际研究需要一个过程。《远景规划草案》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只是提出问题,要真正开始研究还需要设置机构、培养人才、整理史料等。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以后,“厚今薄古”的号召、大搞科学研究方针的提出、《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的通过等,促成了国史研究新的发展。三是1959年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l0周年纪念,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人们思考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如《史稿》正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为响应校党委“大搞科学研究向国庆节献礼”的号召编写出来的。
    对20世纪5O年代国史研究的评价,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如何认识国史研究规划。这是准确评价50年代国史研究的关键。首先,《远景规划草案》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都提出要研究国史,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把国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来对待。其次,《远景规划草案));阳《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促进了包括国史在内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对此,当时有人说:“规划为历史工作者指出了辉煌的远景和巨大的当前工作,成为历史工作者们向历史科学进军的誓师词,大家有信心发挥一切积极性和潜力来努力完成这个十二年规划。”[35]1958年以后,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重视国史研究和教学与规划也有很大关系。对于规划的执行,1963年翦伯赞曾指出:“我们现在能不能写出现代史来呀,解放以来的历史,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总结一下呢?我看很难写出来,我也写不出来。”[36]“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研究受到严重破坏,国史研究也难以幸免,《远景规划草案》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提出后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形势发展迅速,各种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影响,但规划中所强调的国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成果要服务于国家建设等思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至今仍是国史研究者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
    第二,如何理解国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国史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国史研究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如果把国史研究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那就严重违背了国史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原则。如《史稿》没有处理好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结果造成学术性、科学性严重不足的问题。正如罗林批评《史稿》所说:“作为一本历史书,对它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应该把丰富的材料给以高度的科学的概括,从其中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过程,引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只是一大堆事件的堆积和罗列,一些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中片断辞句的拼凑和连缀。从这中间看不到我国九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发展。”[32]李建青、胡大泽等人希望以科学态度来研究国史,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与真正的学术研究要求相差甚远。“厚今薄古”的史学研究方法,片面地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是机械地理解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不利于国史研究的学术化、科学化发展。
    总的来说,作为国史研究学术史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是国史研究的开端时期。这个时期,正式提出了科学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开展了相关国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具有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并编写出版了初步成果,但过于强调国史研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编辑出版的教材、讲义、讲稿等学术性、科学性不足,不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成果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影响甚微,但不能因此否定当时的史学工作者所做的学术努力。1978年1月,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科研计划和规划会议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37]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制定了《一九七八——～九八五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初稿)》,新时期的国史研究正是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起步,这与50年代的国史研究颇为相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国史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