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样研究古史的方法很科学，既尊重事实，又不是罗列资料、静止地看问题，而且 探求深层次的内涵，很值得史学研究者借鉴。您的“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睿智， 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及抓“新材料”、“新发现”、“新学问”去研究 古史，我很欣赏和钦佩，能否详细谈谈与此有关的治学方法？
    就研究现状看，夏代社会生活史启动晚迟，空白较多，商代部分，过去学人每多论述 ，见仁见智，可供把握，然尚未形成系统，至于个中或浮光掠影作笔戏，或仅偏于某方 ，重复选题，观点雷同，方法陈旧，亦不乏其见，故题内应有的或缺部分亟待问津，薄 弱环节应有弥补，不免仍有在茫无涯埃中游弋之感。为切合学术专史的特点，我在设计 一套足以实事求是揭示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可行性体例组架时，指导思想是知难而上，首 求新意，试开先导，张大领域，拓宽视野，留意反馈，重在精构细理，但又应避免为范 畴概念自我作茧。
    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新学问”这一突出特点，除了有限的可资参考的文献材 料外，主要是利用地下考古“新材料”，放在内容组织结构上，必须切实适应“新学问 ”的特点，在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得相机调整和发挥历史 学研究的固有机制，注意体例组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当前夏代之前的史前社会考古学 研究相当活跃，商代考古学材料也极为丰富，殷墟甲骨文、古器铭学的研究，以及有关 文献材料的整理，均已臻入成熟境界，唯介于此两者之间的夏代尚是个薄弱环节。由于 中国古代人文历史发展有其嬗变上的整体性和内在贯通性，在研究中可藉解析史前和商 代两端，尽可能向中间挤靠的方法，进行跳跃式类比分析，一则能慎终追远，考其源流 ；再则可缩小夏代的残节缺环，补充资料的不足，这是大跨度的历史纵向联系法，也是 本书结构体例上适当兼溯史前社会生活内容的动因之一。另外，夏商两代因地域、时代 、族别不同，社会生活有共性也有差异，研究中须注意其质与量的变化所在，留心其两 者不同生活要素，则点、线、面的分合辨析不可或缺，这是小跨度的历史纵向比较法， 也是本书写作体例上或分而述之、或合而比之两者并举的安排用意。概言之，具体到拙 著《夏商社会生活史》，全书共设八章，总体组架的脉络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 夏商社会氛围总规，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 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八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面面观，内括积极和消极两分的 社会调节功能。
    为了能对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有个总体了解，我特列出下面八点提 示，以便人们可在书中找到其投影和轨迹：（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 （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四） 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五）等级礼制对人际关系的整合；（六）经济形态对社 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七）地域文化交流对社会俗尚的规范；（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 在系统的凝聚。
    与夏商社会生活史相关的夏商人口，似乎也是您的研究重点。记得九十年代初，《历 史研究》发表您的论文《夏商人口初探》（载1991年第4期），此文反响也很大，被称为 “填补了上古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可想而知其难度一定不寻常。
    夏商人口问题研究，确实难度很大，那篇论文以夏商考古学材料、甲骨金文提供的人 口学信息资料，又利用考古体质人类学及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参以文献记载的考 辨，去伪存真，在方法论上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对夏商邑聚集约人口合理密度指数、 早期社会人口清查统计特色、人口的分布移动、人口流动变化性质作了论述，分层探讨 了夏商王邑、方国邑、臣属诸侯邑及一般村落的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口构成等关涉人口总 体量方面诸问题，如其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性别年龄组比、经济抚养比系数、 社会人口平均寿命、儿童死亡比率等一系列夏商人口学要素，首次作了定量定性分析。 宏观夏商人口总体量，夏初约为240-270万人，商初约为400-450万人，晚商约为780 万人，人口平均年自然增长率约为1‰-1.2‰，儿童死亡率高达30%左右，女性寿命普 遍较男性为低，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调现象较为明显。论文指出夏商王邑经济发达地区的 居民寿命，又较经济不发达地区显得高些，夏商人口增长变化曲线呈台阶式递升特点， 夏末商初与晚商是人口增长曲线的两个波峰。夏商人口的增殖，虽属自然现象，但社会 因素的制约作用却不容低估。我提出夏商人口再生产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 率的“两高一低”类型的论断。很荣幸此文被评为“填补空白的研究上的突破”。全文 被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月刊》（1991年第10期），又分别介绍于《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中国历史学年鉴（19 92）》、《先秦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考古》（ 1995年第4期）。
    我感到只要是有创见的论著，总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如您与胡庆钧、彭邦炯 等合著《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与王宇信、杨升南等合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 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与施治生、郭方等合著《古代国家民主与共和制度》，获中国社 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与王宇信、杨升南、常玉芝等合著《甲骨学一百 年》，学界誉为“甲骨学殷商史里程碑著作”。我注意到您不少有创见的论著，与您会 通多学科研究、特别对甲骨学、考古学的融会贯通是分不开的。请您对这方面略作一些 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