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学、考古学对研究上古史无疑有重要的价值。所以我在研究中除了会通多学科， 就是经常将它们作为必要的工具，并进行科学的辨析。我曾先后考释出牵、住、寤、昼、截、九十合书正形等一批甲骨文字，并将之纳入一定的历史范畴，挖掘其史料 的价值，避免单纯的以字说字。如通过甲骨文的考订，揭出殷代置揆日定方向 和立杆测影度时辰的重要史料。通过殷代祭“出日”、“入日”的推定，否定了所谓殷 人每天要祭日出、日落的说法，指出“出日”、“入日”有天象的标准，与后世“春分 朝日、秋分夕月”有渊源关系。这种祭祀是建立在观察太阳的视运动基础上的，具有古 天文历法学上的意义，反映了当时已对四季及分至有了初步的认识。
    关于考古学方面，如殷墟王陵区武官大墓的性质和年代，学界有过份依赖器形序列排 队的机械倾向，忽视对当时礼制、政治制度的考察，没有重视对古代社会人际间关系的 重建，故作文阐述，并提出甲骨文中有三组干族的材料，均属廪辛、康丁时代，恰与武 官大墓一组铜器铭文的材料相印证，可以证明该大墓属于廪辛时代，可能为祖庚元配即 廪辛生母母己之墓。又如在对于古代市制考察的论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市”的发展进 程，是与城市规划制度的形成和变革相同步的，“市”也是衡量城市功能结构的一大标 志，自先秦至隋唐，“市”的基本特色表现为“集中市制”，大体经历了商周时期的“ 前朝后市”制，春秋至秦汉时代的“一城多市”制，北魏至隋唐的“宫北市南”制三个 演变发展阶段，两宋市场杂处，“集中市制”松弛瓦解；元明以降，“前朝后市”复行 ，自有其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
    听说您现在主持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商代史》规模相当宏大，能否谈谈其情况及学 术价值？
    我现正主持的国家“十五”科研项目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断代史著《商代 史》，是10卷本的著述。该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作用可以这样理解：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商代则在中华古文明史上具有 特殊地位，“商代史”属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重要一环，是世界这一至今未尝失落的古 文明的早期阶段，商朝制度又下启中国古代文化制度演进的先河，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 研究具有典型意义，还有助于深入领会中国社会传统文化要素，及加深对其演变的具体 内涵的认识。但如此重要的“商代史”，因文献的不足及真伪莫定等种种原因，在断代 专史的撰述方面却相当滞后，长期属于空白。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史学界“伪经疑 古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都是走了许多冤枉路”（饶宗颐语），以文献为主的 中国上古史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曾一度人为造成了周代以前无古史的误解，《商代史》 的重建，对于“四顾茫然”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也就变得格外重要，成为学界翘首以待 的历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学术现状看，百年来甲骨文的出土与研究，商文化考古 的一系列发现，地下文物提供的新知，已使古史景象完全改观，重建工程的条件已经成 熟，名副其实的断代史著《商代史》如再不立项组织撰述，实在与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 文明史太不相称，亟须加以改变，此乃我等中华学子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理所当然成 了跨入新世纪之初历史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利用地下新出甲骨文材料开辟商史研究途径。据 我主编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统计，百年来国内外发表的甲骨学殷商史论著超过一万 种，国外有美、日、英、韩、法、德、加、俄、瑞典、瑞士、澳、意、匈、新等14国学 者500余人涉足此学。国外汉学界十分重视商代史的再建，大致经历了从早先对地下出 土文字材料的热衷，转而分析文字的结构、王室的谱系，又渐渐扩展到商史研究诸方面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善于提出问题，热点颇多，视野较宽，撰述的力度和规模 在逐步加大，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献、考古、甲骨文等地下出土文字材料三位一体的趋势 日益强化。不过，国外于商代史研究，基本集中在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社会等方 面，不少商史著作属于上古通史之一部，作为全方位整体性研究的商断代史著，至今还 没有。再者国外研究中国上古史，尽管立场、观点、学说有些偏颇，因有其一定背景， 较有权威性，易产生偏面导向，长此即难纠正。由我们中国学者组织编撰，争取在新世 纪之初拿出高档次、高水准的断代史著《商代史》，其学术意义是很深远的。
    那么《商代史》将如何定位，有哪些特色，以及采用怎样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