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通史之分期及其研究与撰述方法
    通史撰述往往会碰到如何处理和表述历史进程及其阶段性问题,即历史分期问题。20世纪的中国通史撰述或参照西方历史分期法或以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框架,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以反映其发展的连续性及其阶段特性点。如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将中国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世三大阶段,又细分为传疑、化成、极盛、复盛、退化、更化七个时期。王桐龄《中国史》则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阶段。
    在通史分期问题上,金毓黻认为学者仿照西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期或四期,难以切合中国历史实际。“盖仿西史分期之法,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者也。”⑦尤其不赞成仿效西史而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指出:“以中国近代史起于鸦片战争,议始于蒋氏廷黻,而罗氏家伦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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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21页。
    ②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23页。
    ③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26页。
    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25页。
    ⑤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26页。
    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16页。
    ⑦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33页。
    其意以为西洋近代史始自法国大革命,为划时代之一段,而吾国应仿效之,自鸦片战争以划分时代。”①在他看来,若断代为史,将鸦片战争以来之史划分为一阶段是可以的。“横截数段,而为断代之叙述,鸦片战争以来之史实,为其中最后之一段,姑名之为近世史,亦可予学者以研究之便利。”但撰写通史,若以鸦片战争以来为近世史,则上古史从邃古至周末,中古史从秦绵延至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如此,中古史与近世史,“两相比较,似有长短不侔之嫌”。更重要的是,“近代西力之东渐实始于明季清初,讲近世史者似不能遗此一段而不言。”因此,他建议,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则近世史之开始应上溯至明末,以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为近世史之前期,从鸦片战争开始称为近百年史。“此说亦言之成理,此撰通史者所应折衷考量者也。”因为,这既可补救中古史过长而近世史过短之弊,又能较好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惟贯通中国五千年之事迹而为一书,前后脉络相寻,则近世史可上延于明季,以明西力东渐之来源。”②金毓黻仅从对外关系考察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没有认识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故而反对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开端。但他强调通史分期应反映历史发展脉络,则体现出对“通古今之变”这一通史要义的重视与对机械地模仿西方史学作法的反感。金毓黻对“通”的这种追求,也体现在其有关通史研究与撰述方法的讨论中。
    金毓黻认为研究本国史有两种方式,一曰鸟瞰式治史法,一曰虫蛀式治史法。所谓鸟瞰式的方法,旨在高屋建瓴地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全貌。“置身于史实之外,凌空而俯视全局,历历在目,位置之远近,形状之大小,悉可一览而得,此所谓鸟瞰式治史法也。”虫蛀式方法,意在明确历史发展的细部。“置身于史实之中,一一从事展玩,而从而分析其内容,以寻其症结所在,此所谓虫蛀式治史法也。”这两种方法,一则偏重于宏观把握,一则注重微观分析。“鸟瞰式治史法,如乘飞机升于高空,以俯视某大都市之全景。虫蛀式治史法,如身入某大宅中,而细数其所藏。虫蛀式治史法,亦可曰解剖式治史法,取若干史实一一为之分析,而明其得失去取,非置身于史实者不能为也。”至于通史研究与撰述,当以鸟瞰式为主,辅之以虫蛀法。金毓黻指出:“愚谓治通史应以鸟瞰式为主,而以虫蛀式或解剖式辅之,庶几其可,否则通于此则窒于彼,虽名通史,实史考之丛编耳。”③不难看出,金毓黻倡导以鸟瞰式方法为主研究与编纂通史,旨在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有一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把握,展现出历史进程的变动与趋势。在他看来,通史研究与撰述若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不仅难以做到脉络贯通,还有可能将通史变成史考汇编。金毓黻所编著的《中国史》就是采用鸟瞰式为主、辅之以虫蛀式的表述方法。他指出:“本书体例与一般教科书不尽相同。教科书胪列历代史实,巨细靡遗,而其弊即在语焉不详,反使读者莫名所以。”“本书所重为历代治乱兴衰之大事,而尤注意其变迁之因果关系,盖亦太史公‘通古今之变’之意也。”为此,他以重大历史事变为核心,宏观勾勒出中国历史脉络,但“所叙及之问题,则不敢太略,以使读者能明其底蕴为止。”④
    就当时学者所撰之通史著作而言,金毓黻认为,周谷城《中国通史》采用的是鸟瞰式治史方法,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则是虫蛀式方法的代表。“近人吕思勉氏之中国通史,系用虫蛀式治史法,著重于分析,如身入大宅之中而细数其所藏。周氏之通史不然,不重分析而重观察,凌空俯视,以明其全局情状,此则用鸟瞰式治史法也。”⑤吕思勉所撰通史著作,颇得学者好评。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称赞其《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撰述开一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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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834页。
    ②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33、435页。
    ③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014页。
    ④金毓黻编著:《中国史·凡例》,正中书局1947年沪七版。
    ⑤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014页。按: 整理出版的《静晤室日记》均为“吕思勉氏之《中国通史》”、“周氏之《通史》”。笔者以为不妥。这里的中国通史、通史当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非专指二氏之通史著作。而此处所说“吕思勉氏之《中国通史》”系指吕氏《白话本国史》,而非《吕著中国通史》,故不应加书名号。
    金毓黻也认为“吕氏此书有系统,有断制,堪称为中国史之第一名作,并世作史诸家未能或之先也”,实现了梁启超所构想的通史撰述计划。其有关历史的认识条分缕析,详细而准确。“凡历代官制之变迁,赋税之沿革,言之最详最确,可谓应有尽有,而绝无影响支蔓之词参乎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书中多精辟之议论。如有关三苗、古世城名与国名关系、隋唐以前郡国选举制、东晋荆、扬二州之地位等问题的论述,“皆具有新解,而无穿凿武断之失。”①这说明吕思勉能够深入历史内部,做精深的研究。但就通史撰述而言,金毓黻认为周谷城《中国通史》略胜一筹。“是书以鸟瞰式观察吾国全部之史实,不拘牵于政治纪事,不沾沾为考证之学,是为最有新意,最得要领者。盖于吕思勉通史之外,别开生面,以饷读者,诚今日出版之界之可称者。”“全书以经济史观为主眼,一贯而下,颇能自成家言。”②周谷城曾指出,历史自身本是系统完整的,史学研究应从全局出发探讨人类活动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以获得对历史自身的认识,而史学著作则应反映出历史自身的完整性。但已有的通史,无论是以分朝、分类予以叙述,还是采用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都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为了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他强调通史编著在体例上应采纪事本末之体,“因事命篇一依历史事情发展之次序为常格”,对史实的取舍“一依历史事情自身之完整为标准”,文字则应反映出历史事情之间的必然联系,显示出历史自身的完整性③。周谷城以这种理念和方法撰写中国通史,如乘飞机升于高空,以俯视整个中国历史,既显示了历史发展脉络,又反映出各种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相互间的联系。所以,金毓黻认为他所撰之《中国通史》最得通史之要领。
    金毓黻倡导鸟瞰式为主的方法研究与撰写中国通史,一方面与其通史旨趣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对通史社会价值的认识。金毓黻理想中的通史为“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其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贵在脉络贯通而简要有序。虫蛀式治史法注重细节,显然难以达到这一目标。而鸟瞰式治史方法视野开阔,关注全局,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面貌和脉络。以这种方法研究与撰写中国通史,易于简明扼要地反映历史进程。对于通史的社会价值,金毓黻有明确的认识,这就是通过对过去的叙述帮助人们认识现在与未来。在《中国史》绪言中,他写道:“我们是中国人,便都有明了中国的必要。然而要明了现在的中国,先必须明了过去的中国;明了过去与现在的中国,然后我们才能推测将来的中国。这个明故、知今和测来的工作,便是历史的内容,是历史家的使命,也就是每个国民所应尽的义务。”而中国通史著作要发挥这种作用,理应简要而有系统,诚如钱穆所言:“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已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④而要成功地撰写一部“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惟有采用鸟瞰式为主的撰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