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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先生在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时曾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与编撰。”⑧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中国通史撰述与通史著作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如顾颉刚、邓嗣禹、周予同等总结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时,就将通史编纂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予以论列,但象金毓黻这样持续不断地关注中国通史撰述的学者却不多。考察金毓黻在不同时期有关通史著作的评价,可以发现其治学旨趣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金毓黻对通史著作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其是否深入研究问题。如他对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王桐龄《中国史》这三部通史著作的评价就是以此为标准。这三部通史著作都被他视为“近人以新组织编国史者”之善本,但比较而言,他认为王氏之通史不如夏、吕。因为夏、吕之通史能够采用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做精深的研究,故多创建,而王氏之书却不能。他指出:“凡创一义,必罗举多证,而后折衷一是,断其或然或不然。此清代汉学家治学方法,而吕氏依用之者。”所以其篇中议论多“具有新解,而无穿凿武断之失。”⑨而这恰恰是王氏之短处。一是王氏之书史料采择不精,轻视官修史书,喜引野史而不知别择。“王氏谓实录官书,专载谕旨奏报,不足以窥见一朝之究竟。说固不为无理,然作史者常取实录十之七、八,而取野史十之一、二者,岂非一则信而有征,一则妄而多诬乎?”二是王氏能浅出而不能深入。“近人治学之法,取其一说必列举多证,衡量再四,而后敢笔之于书。吕氏之书即用此法,是则王氏之所短。”⑩所以,他虽然称赞王桐龄善于叙事,但认为其所撰通史终究不如吕思勉之书。40年代,金毓黻提出通史研究应以鸟瞰式为主,辅之以虫蛀式,因而对以鸟瞰式方法观察国史的周谷城《中国通史》的评价超过了以虫蛀式为主的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如上文所言,他认为周氏之通史最得通史要领。学者曾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金毓黻的治学旨趣曾经历过从求精深到求博通的变化(11),而其有关中国通史著作的评价也恰好显示出这种变化。20年代,他要求通史著作在深入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反映出其对专精的追求。40年代,他重视对通史著作在“通”方面的要求,则反映出其治学旨趣已由专精转到博通方面。金毓黻有关通史著作的评价也体现了其求是而不强同,兼容并包的治学风格。对各种通史著作,他皆能不带偏见地予以分析、评论。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显然与金毓黻之治学旨趣不合,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此书的价值。他指出:“虽然此书立论虽多与余异趣,然亦不无一二可取,且因其观点不同,更可为余立说之反证。爰就其书撷取宋代数事,以供研讨,讵可以其多为异论而捐弃之耶!”其中有关宋代弊政的抨击,虽“不无形容太过之失,然当日朝中情况,确有矫枉过正之处,有此一针见血之纪载,亦足以资警惕。”(12)有关《中国通史简编》的这种评价,正是金毓黻治学求是而不求强同态度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