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关通史著作的评价
    1943年10月金毓黻收到钱穆所赠《国史大纲》,喜不自胜,撰诗报谢。诗中写道: “诸子著新史,持论常断断。夏梁最老辈,缪周亦盛陈。郑君诚晔晔,张子尤彬彬。所惜未终篇,难以资诵循。章作颇丰褥,竟以殒其身。君师吕诚之,造语何嶙峋。闭户勤著书,乃在沈之滨。汩汩复滔滔,其气老亦振。及门作高弟,衣钵喻传薪。青固出于蓝,其论乃日新。上下五千载,粲若数家珍。胜义难偻指,渺意俱以申。举重乃若轻,其力比千钧。不翼破云汉,不胫走川津。家弦而户诵,足以慰苦辛。”⑤此段诗文之主旨虽在表彰钱穆《国史大纲》,但也反映了金毓黻对20 世纪前期中国通史编纂的认识及有关通史著作的评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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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470、1472页。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003、5039页。
    ③周谷城:《中国通史·绪言》。
    ④公沙:《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 期,1934年3月31日。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 册《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⑤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251页。
    诗中之夏梁,指夏曾佑、梁启超。梁启超是较早倡导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学者,夏曾佑所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第一部有名的新式中国通史著作,所以金毓黻认为他们是20 世纪中国通史撰述的先驱。金毓黻曾称赞夏曾佑所撰之通史多创见:“夏氏之书仅成三册,未及其半。其精言胜义横见侧出,实为国史之创作。”①诗中之缪周,指缪凤林、周谷城;郑君,指邓之诚,“郑”疑为“邓”字之误;张子,指张荫麟;章,指章嵚。缪凤林为金毓黻任职中央大学时的同事,撰有《中国史纲要》、《中国通史要略》。金毓黻曾将他与钱穆、张荫麟进行比较,认为在通史撰述上其不及后二者。“近人治中国通史者,首推钱宾四,次则张君,若缪君赞虞则似不及。”②但对其仍寄予厚望,曾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治国史难,治通史尤难,傥今日多得几辈,如左右及宾四、荫麟者,萃其力以治国史,岂不足以通古今之故,成一家之言,发千载之幽光,建永世之之伟业乎。张君已矣,来日之责,舍君其谁!”③对于周谷城所撰《中国通史》,金毓黻评价颇高,上文已论及其将此书视为鸟瞰式治史的代表。但他认为此书精彩之处在上册,“下卷录《廿二史札记》之成说过多,未免徒塞篇幅,不得谓精心结撰。”④邓之诚撰有《中华二千年史》,金毓黻认为此书“叙次颇有条理,取材亦极矜慎。”⑤张荫麟所撰《中国史纲》,以其构思之巧妙,叙事之粹美,为学者所称道。金毓黻阅读后评价道:“觉其叙述之朴实深刻,殊非并世诸作所能及。”“此为通史中之杰作,不愧佳史。”⑥但邓、张之通史皆未写完,所以他说:“所惜未终篇,难以资诵循。”章嵚撰有《中华通史》,金毓黻认为此书“纪载史事最为清晰,为通史中难得之本,非细阅则不知。”⑦章嵚于1931年去世,《中华通史》刊于其身后,故金毓黻说“章作颇丰褥,竟以殒其身。”诗中提及的吕诚之即吕思勉,其撰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两部通史著作。前者为其20年代任教于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之教本,故而金毓黻说其“闭户勤著书,乃在沈之滨。”上文已论及金毓黻将此书作为虫蛀式治史的代表,称赞其条分缕析而又多精辟之论。但略嫌其文采不足。“所不足者,依用语体,文俚杂出,辨证之语引用复繁,著者既嫌辞费,读者亦苦不清,美中不足,此其一耑,毋亦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之旨,有未喻乎?”⑧《吕著中国通史》成书于40 年代,故金毓黻说“其气老亦振”。钱穆求学常州府中学堂时,吕思勉为其历史地理教师,所以,金毓黻认为其《国史大纲》之撰述继承了吕思勉之衣钵。至于《国史大纲》,金毓黻的评价极高:“此作颇能陈言务去,自出手眼,诚不愧国史之佳作,虽其中用札记体繁简不甚得当,然时有声光流露,佳处自不可掩。”而阅读此书则是一种享受。“读钱氏《国史大纲》,有不忍释手之乐,盖如食牛肉,愈咀嚼愈有味,多日不读书,今读此书,可以遣烦去闷,诚消夏之佳品也。”⑨孙次舟曾撰文抨击《国史大纲》,金毓黻对此颇为愤慨,斥之为小人行径⑩。所以,他认为钱穆在通史撰述上超越了吕思勉,所谓“青固出于蓝,其论乃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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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320页。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059页。
    ③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092页。
    ④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039页。
    ⑤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516页。
    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024、6025页。
    ⑦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541页。
    ⑧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470页。
    ⑨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196、5197页。
    ⑩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228页。
    不难看出,诗文中所提到的这些史家及其所撰述的通史著作,金毓黻是将其作为20世纪前期中国通史撰述之代表来看待的,其中钱穆《国史大纲》则被视为通史撰述之最高成就。此外,金毓黻还对王桐龄、金兆梓、李岳瑞、范文澜、佐野袈裟美、雷海宗等所著中国通史进行过评论。他曾将王桐龄《中国史》与夏曾佑、吕思勉所撰之通史进行比较,认为“王氏之作,包蕴颇富,叙述亦详。大抵其书长于综比,而短于持论。”①意为王桐龄善于叙事,但见识不如夏、吕。对于金兆梓所撰《高中本国史》,金毓黻指出:“颇有文学趣味。其现代史一部,似胜于吕思勉之作,古代史仍以吕氏为佳,盖一长于考证,一长于叙述也。”②李岳瑞撰有《国史读本》,金毓黻认为此书“剪裁史文颇具匠心”③。至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金毓黻指出:“综观编辑大旨,系主唯物史观,以农夫、工人之能自食其力者为国家社会之中心,如君、相、士大夫、富商、豪民皆在排斥之列。”“似此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又前此尚论诸家所未有也。”“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是亦大为可怜者。”④日人佐野袈裟美撰有《中国历史教程》,金毓黻指出:“以异国人谈吾国史,不无可观。综观其近百年史,为全书之最精者,古代史多取郭沫若氏之说,而以马克思等氏学说比附之。大抵以历代农民暴动为记叙之主体,实则中史之精彩者绝不在此,著者特强调言之耳。”⑤翦伯赞所撰《中国史纲》由金毓黻之子在重庆首为印行,金毓黻指出,此书“系用唯物史观立论”,“销路颇佳”⑥。雷海宗编纂的《中国通史选读》,于每章每节之首对一时代、时期之历史予以简括的说明,然后排比从经、史、百家中选录足以说明一时代之要点、重点者的史料。金毓黻指出:此书“虽为读本,亦一简明扼要之通史,且为通史中之别裁也。”⑦